英國的刑事訴訟中的證據開示制度包括兩部分：一是檢察官向被告人的開示義務，二是辯護方向檢察官的開示義務。就檢察官的證據開示義務而言，“檢察官一是應向辯護一方告知他將要在法庭上作為指控依據所要使用的全部證據，也稱為預先提供信息的義務;二是檢察官向辯護一方開示不準備在庭審過程中使用的任何相關材料，即所謂對檢察官無用的材料，這種義務稱為開示的義務。”而辯護方向檢察官的開示義務則只有在出現法定的情況下才承擔。

美國的證據開示制度通常發(fā)生在預審階段和庭前動議提出階段。舉行預審是受到重罪指控的被告人的一項訴訟權利，一般是由美國聯(lián)邦地方法院和各州基層法院實施。預審的首要目的在于對檢察官提起重罪指控的案件進行審查，以確定指控是否存在合理的理由，防止將被告人輕率地交付審判。在預審過程中，檢察官為了證明指控確有根據，必然將證據提交法庭，那么被告人及辯護人據此就獲得了對證據進行質證、對證人進行交叉詢問的機會。要有效地進行這項工作，就必須事先了解檢察官在預審中提出的證據。因此檢察官在預審開始之前，必須將其準備傳喚出庭作證的證人名單和其它準備在法庭上提出的證據目錄提交給法庭和辯方，并在法庭和辯方提出要求時進行解釋和說明，客觀上達到了控方向辯方開示證據的目的。但由于預審階段控方對其指控的證明不需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因而往往不透露一些關鍵的證據或證人，使辯方不可能在預審階段了解控方的全部證據，因此，庭前動議提出階段的證據開示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1970年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對WilliamsV·Florida一案的判決確定了有關辯方在審判前向控方開示證據的原則。根據這一判例，在控方提出有關請示的情況下，準備提出不在犯罪現場辯護的辯方應當在審判之前將其準備傳喚出庭證明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的證人姓名和住址告知控方，但是控方在辯方進行有關證據開示之后，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如果有訴訟一方沒有履行上述證據開示義務，法庭有權排除該方提出的任何未經開示的證人有關被告在或者不在犯罪現場的證詞。另外，辯方如果試圖以被指控人在犯罪發(fā)生時精神不正常為由進行辯護，就應當在法定的期限內將此意圖告知檢察官，并提交法庭，否則辯方不得提出精神不正常的辯護。如果試圖以被指控的犯罪發(fā)生時實際或者相信是代表執(zhí)法機關或聯(lián)邦情報機構行使公共權力為由進行辯護，也應在法定期間內，檢察官應以書面形式，對被告人聲稱的行使公共權力問題加以承認或者否認，在此后的法定期間內，檢察官可以要求辯方向其提供準備用其證詞證明其辯護理由的證人的姓名和住址，并向辯方書面提供其準備用來反駁被告人辯護理由的證人的姓名和住址。對于任何一方未按規(guī)則要求進行有關證據開示的，法庭都可以將該方用來支持或者反對這種辯護理由的證人證言予以排除。

德國刑事程序是融合糾問式與彈劾式兩種訴訟模式的結果，審前調查程序以糾問式模式為主，而在審判程序中是將控辯雙方作為形式上平等的兩邊來對待的。德國主審判程序是必須進行的，在德國的審判程序中，直接言詞原則、公開審判原則得到了與美國模式相似的遵守。同時，德國法努力實現控辯雙方的武器平等原則，甚至在某些方面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還要優(yōu)于對抗制模式。比如在德國，被告方可以閱覽控方的全部卷宗，而無需向控方公開己方的證據，辯方也可以充分地在庭審中運用證據突襲的策略為自己辯護，而且辯護方要求調查證據的權利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意大利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典是在保留大陸法系傳統(tǒng)做法的基礎上，大量吸收英美對抗式要素而創(chuàng)設的一種混合式審判制度。其在廢除卷宗移送的起訴方式的基礎之上確立了兩方面的證據開示機制：一是在預審程序舉行之前允許辯護方對檢察官的書面卷宗進行全面查閱;二是在預審結束后和法庭審判開始前，允許辯護方到檢察機關和法院特設的部門查閱卷宗材料。

在意大利的刑事訴訟中，預審是庭前程序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盡管由于預審采取的是秘密的書面的形式，容易導致程序的不公，但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還是要求檢察官在預審之前必須將其卷宗材料全部移送給預審法官，并允許辯護方查閱。這一規(guī)則事實上已形成一道證據開示程序。此外，在預審結束后，如仍須起訴、庭審的案件，預審法官文書室則為法庭準備一份卷宗，與預審法官發(fā)布的審判令一起移送庭審法官。這些材料和除此之外供公訴人起訴所需要的、保存在公訴人秘書室中的證據材料，辯護律師都有權查閱。這種制度呈現出顯著的單向性，即缺少辯護方向控訴方就一定證據進行開示的規(guī)定。意大利1988年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貫徹抗辯原則，強調審判程序在整個程序中的中心地位。抗辯原則要求所有的證據必須在公開的法庭上，由控辯雙方提出并進行質證才能形成，反對審前程序中取得的證據材料在庭審中的直接運用，這就要求嚴格分離審前程序與審判程序，確立審判程序的中心地位。圍繞著該原則，意大利1988年改革的兩項關鍵舉措在于庭審主導權的轉移和審前程序與審判程序關系的重構,根據1988年法典的規(guī)定，控辯雙方決定證據的提出，自行舉證與質證，實行對抗制下的交叉詢問制度。法官不再首先詢問證人，而只能在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結束后向證人提出額外的問題。但法官并沒有成為對抗制下的純粹消極的仲裁者，庭審方式也并非實行當事人主導，因為根據法典第507條的規(guī)定，在證據調查結束后，法官在絕對必要的情況下，可以依職權調取新證據，傳喚新的證人到庭。新證人將由法官首先進行詢問，然后控辯雙方可以進行補充詢問。法官也可以就控辯雙方的舉證提出新的證明事項要求雙方繼續(xù)舉證證明。

日本在二戰(zhàn)前，由于實行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檢察官提起公訴時，須向法院提交全部偵查所得的證據。辯護律師因此可以查閱存于法院的卷宗和證據。二戰(zhàn)后，日本效仿英美法系國家的相關做法，確立了“起訴狀一本主義”的模式，即要求控訴方公訴時只提交一份起訴書，而不能附有任何有可能使法官對案件形成預斷的證據和材料，從而避免法官審前的預斷和偏見的產生。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29條第1項規(guī)定：“檢察官、被告人或者辯護人請求詢問證人、鑒定人、口譯人或者筆譯人時，應當預先向對方提供知悉以上人的姓名及住居的機會，在請求調查證據文書或者證物時，應當預先向對方提供閱覽的機會。但對方沒有異議時，不在此限。”這一規(guī)定確定了控辯雙方相互作證據開示責任。但是，由于法律要求給對方提供閱覽機會的，只是已決定將要在法庭上請求調查的證據，所以對是否請求調查尚未確定的證據，檢察官就不負有提供事先閱覽的機會的義務。這種證據開示范圍僅局限于控辯雙方在法庭上使用的證據的做法確有不妥。因為控訴方在偵查中總會收集到一些有利于辯護方而不利于控訴方追訴的證據材料，而辯護方因種種因素的制約，則很難收集到這些證據。所以，如果辯護方不能預先查閱這部分材料，必然會對被告人的辯護權構成侵害。庭前證據開示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質證行為，是庭審質證的基礎，其核心內容為“在辯護方提出合理申請的情況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將其掌握的證據材料開示給辯護一方，開示的具體方式是允許其閱覽、復制;同時，在法定特殊條件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辯護方將其準備在審判中提出的證據向指控方予以公開。”

國外的司法實踐證明，庭前證據開示能夠保證控辯雙方庭前的知情權，提高庭審中的平等對抗能力;能夠排除非法證據進入庭審，防止對法官造成不應當或不正確的影響;利于明確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防止漫無邊際的證據調查造成訴訟的不經濟和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