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下文簡稱“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項列舉了和上述規定相同的八種“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該條同樣規定，“對上列八項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于其中證據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或者認為對被告人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六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列舉了八項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該條同時規定：“上述所列八項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于其中證據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被害人向公安機關控告的，公安機關應當受理。”

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十四條規定：“對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刑事案件，因證據不足駁回自訴，可以由公安機關受理并移交的，公安機關應當受理。”

從上述幾個具體條文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對于第二類自訴案件采取的態度是“自訴優先，公訴干預”的原則。

移送偵查的限制條件

人民法院將自訴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偵查應當同時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證據不足，即自訴人所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人犯有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二)公安機關對該案享有偵查權，可以直接受理。目前，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的即是對“證據不足”的理解上。由于“證據不足”的認定，多少帶有主觀判斷的成分，法院和當事人從不同角度出發會給出不同的答案。

依筆者之見，結合司法實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證據不足：(1)自訴人指控的犯罪行為得不到有關證據證實;(2)自訴人就其指控的犯罪行為雖然提供了有關證據，但在數量上達不到認定被告人有罪的基本要求;(3)自訴人指控的犯罪事實存在，但提供的證據不能認定為被告人所實施;(4)自訴人提供的證據本身自相矛盾，又無法予以合理排除;(5)自訴人指控的被告人一方屬于多人的，提供的證據不能證實直接加害人，且又不能認定各被告人為共同犯罪的;(6)自訴人的傷情不穩定，沒有形成終局性鑒定結論。

對于自訴人一方提供的有罪證據和被告人一方提供的無罪證據相互矛盾，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證據規則予以審查判斷，不得以證據不足為由移送公安機關偵查。人民法院對于自訴人因客觀原因不能取得并提供有關證據而申請人民法院調取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調取，也不得以證據不足為由直接移送公安機關偵查。人民法院應自訴人申請依法調取有關證據后，仍然證據不足的，可以移送。

移送偵查的時間要求

法律對于證據不足的自訴案件，未對人民法院何時向公安機關移送作具體規定。

實踐中，有人認為，應當在開庭前移送，理由是自訴案件開庭審理后，進入實體審判環節，依法應當作出實體判決，如果自訴人指控被告人有罪證據不足，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及上述司法解釋第一百七十六條第(四)項的規定，應當依法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筆者認為，移送不應局限于開庭前，無論開庭審理前還是開庭審理后均可以移送，理由是法律并未限定自訴案件的移送時間，況且絕大多數自訴案件開庭前只能進行形式審查，表面上看證據充分，但經過開庭審理，通過實質審查，發現自訴人所舉證據達不到認定被告人有罪的程度，處于“證據不足”的狀態，此時若以證據不足作出無罪判決，無論從法律效果還是社會效果，都難以讓被害人接受，此時如果征得自訴人的意見，及時移送公安機關偵查，體現公權力對自訴權的及時補救，則兼顧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