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分配與信賴原則是大陸法系特別是德、日刑法犯罪過失理論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其司法實務在處理職務、業務活動的責任事故中確定過失責任及責任程度的重要理論。我國學者對此理論探討的不多，司法實務中尚未自覺運用這些理論。因此，合理借鑒危險分配與信賴原則既有理論意義也有實踐意義。

一、危險分配的概念及理論發展

所謂危險的分配，是德、日刑法理論中以“被允許的危險”和“信賴原則”為理論基礎，在“過失犯處罰減輕合理化”口號下提出的理論。其基本含義是指：在從事危險的業務或者事務時，參與者應當以相互間的信賴為基礎，對于該業務或事務所發生的危險，相互間予以合理的分配，就各自分擔的部分予以確切地實施，相互間分擔回避危險，使危險減輕或者消除。危險的分配的理論，雖然從客觀上說，是對涉及危險業務、事務的當事人應當合理地分擔對發生危害結果的危險的注意義務，但其理論的重點，學者認為，并不在于危險預見義務的分擔，而在于由此可能實現消除危險（注：參見［日］大*實：《危險的分配與信賴原則》，載**英雄：《過失犯-新舊過失論爭》，學陽書房1981年日文版，第109頁。）。

然而，從刑事責任的分擔上，無疑危險的分配要涉及到對于危害結果發生的預見、回避義務依據何種原則分配的問題。也就是說，為回避危害結果的發生，應當科以參與者在從事危險業務、事務活動中各自相應的注意義務，如果對一方所要求的注意義務多，則對另一方就應當要求的少，反之亦然。例如，駕駛汽車撞死了行人，就該事故論及有關人員的過失時，就必須考慮駕駛員和行人各自負有什么樣的注意義務，是哪一方違反了注意義務。為保障交通安全，應當科以駕駛者和行人各自相應的注意義務，如要求駕駛者的注意義務多，則要求行人的義務就少，相反，要求行人的注意義務多，對駕駛者就應要求的義務少。那么，應以什么樣的原則合理的分配參與者的注意義務的廣狹？從其實踐以及理論發展的情況來看，應當說直至目前，仍然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原則。通常是基于行為人各自的法律地位，以“社會生活上必要的注意”（注：［日］大*仁：《犯罪論的基本問題》，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頁。）為根據，對具體事件具體分析參與者的注意義務的廣狹與多少。

在日本處理交通事故的司法實務上，可以明顯地看到價值觀念和價值評價與危險的分配理論發展的密切關系。在日本，隨著社會對汽車作為高速交通工具的不同評價，危險分配的理論發生著明顯的變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社會，汽車持有的數量少，道路及交通設施也極不完備，道路狹窄，沒有行車與行人道的區別，只是在主要路口設置交通信號燈，行人亦不太講究交通規則。在這種情況下，司法實務中幾乎就不承認汽車作為高速交通工具的地位，因而強調對行人安全的保障，在社會觀念上并沒有什么特別明顯的不妥。所以，就科以駕駛者廣泛的注意義務，對行人則要求極少的注意義務，給予行人相當的行動自由。當發生事故時，大都會認為是駕駛者的責任。

例如，在日本大正時期，大審院的判決作過如下說明：“汽車的駕駛者在操縱汽車時，應當努力注意警戒道路的前方，防危害于未然，乃是其業務上當然的義務。在汽車行駛中，有人橫穿馬路，漸漸接近時，只鳴笛、減速尚不夠，還應當注意行人的態度、姿勢等其他情況，采取隨時都得以停車的措施，使用避免急遽危害的方法，留有防危害于未然的余地。”還有判例要求駕駛者暫時停車，待行人通過后再啟動行駛。如果駕駛者違反了上述注意義務，就應當構成業務上的過失致死罪。對于科以駕駛者如此廣泛的注意義務，從而使汽車不能發揮其作為高速交通工具作用這一點，司法實務中雖然有明確的認識，但卻認為：“如果因為駕駛者缺乏上述業務上的注意，使其操縱的汽車沖撞了行人，產生了死亡結果時，就應當構成業務上過失致死罪，即令因此而使具有高速度的汽車喪失其本來的機能，也不能免除其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