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刑事訴訟中，控審分離是訴訟民主與科學的重要標志。公訴裁量權作為公訴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審判權如何通過良性互動關系體現控審分離原則、提高訴訟效率，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公訴權與審判權的關系極為密切。如果說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離是刑事訴訟史上的第一次大分工，那么在司法權內部公訴權與審判權的分離則是刑事訴訟史上的第二次大分工。在現代刑事訴訟中，控審分離已經作為訴訟民主與科學的重要標志。公訴裁量權作為公訴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審判權的關系在遵循控審分離原則的前提下，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公訴裁量權的恰當行使，有利于審判權的正常運作

其一，不起訴裁量權的行使，使得相當一部分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被分流，大大緩解了法院的審判壓力，保證了審判權的有效運作。在日本，起訴便宜主義最終在立法上予以確立的直接原因就是明治初期犯罪率逐年上升、監管場所人滿為患、政府財政難以為繼。在德國，每年約有50%的案件由檢察官作不起訴處理。對此，德國學者米*爾。**希林形容：“(德國)今天的檢察機構似乎更是一個‘不起訴’機構而非一個起訴機構。”“在現實世界的壓力面前，法定起訴原則與便宜原則間的純粹的、理論上的分別失去了意義。”顯然，如果將所有的案件都起訴到法院，法官疲于奔命，審判很難正常有效地進行。因此，檢察官恰當地行使好公訴裁量權，對一些沒有必要起訴或定罪意義不大的案件直接作出不起訴處理，對于法院集中精力審理重要的案件，確保審判權的高效運行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其二，庭審期間公訴裁量權的合理行使，有利于法院明確審判對象以及確保其中立形象。公訴的內容直接決定著法院的審判對象。由于刑事案件的復雜性，庭審進行公訴變更是法律賦予檢察官的必要的權力。但是，如果庭審公訴變更過于頻繁或超過必要的限度，審判對象缺乏穩定性，那么審判權的順利行使也就難以實現。另外，在有些必須進行公訴變更的場合，譬如指控罪名錯誤，如果公訴機關不及時進行公訴變更，則有可能導致法院陷入兩難境地：直接變更罪名或通知檢察機關變更罪名，則有損法院的中立形象;不予變更罪名，則要么作出指控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要么作出適用法律錯誤的有罪判決。顯然，在指控罪名錯誤的情況下，公訴變更裁量權的及時恰當的行使，對于法院中立地行使審判權和作出公正判決具有特別重要的積極意義。

公訴裁量權的行使決定著法院對特定案件審判權的啟動、消滅和審判范圍

首先，公訴裁量權的行使決定著審判權的啟動。刑事案件一旦發生，盡管相應的法院已經享有管轄權。但是，這種管轄權行使只有在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情況下才能變成現實。

其次，公訴裁量權的行使決定著法院對特定案件審判權的消滅。在訴訟的過程中，檢察機關可以通過撤回公訴行使公訴裁量權，從而導致法院對特定案件審判權的消滅。

最后，公訴裁量權的行使也決定著法院審判權對特定案件行使的范圍。法院行使審判權的范圍必須與公訴的對象保持同一性。對沒有起訴的犯罪嫌疑人或罪行，法院無權行使審判權。公訴裁量權的行使之所以能決定法院對特定案件的審判權的啟動、消滅和行使范圍，這是由現代訴訟中的不告不理、控審分離原則所決定的。

在現代刑事訴訟中，要求控審分離，即實現不告不理，沒有檢察院的公訴，法院不得主動啟動審判程序，而且法院審理的范圍還必須與控訴的范圍保持同一性，從而實現控訴與審判職能的分離與制衡。不僅如此，正是由于控審職能的分離，辯護職能的產生尤其是控辯平衡的實現才成為可能，從而最終實現了現代刑事訴訟以控審分立、控辯平衡為基礎的控、辯、審三大訴訟職能為基礎的訴訟結構。只有在這種三方訴訟結構的基礎上，控、辯、審三方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各自獨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標，才能使自己的行為與內心追求的目標和利益保持高度一致，從而有利于案件事實真相的發現，實現實體公正。

審判權的行使對公訴裁量權的行使具有導向作用

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希望獲得法院的有罪判決。為此，檢察院提起公訴時必須達到法定的證據標準。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作出了明確規定，即等同于法院的定罪標準，要求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是，具體到司法實踐中，對“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之具體把握，不同的主體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對于檢察官而言，對此公訴證據標準之把握，不僅要站在自身的立場上考慮，而且往往要考慮到法院對此證據標準的理解。對定罪是如此，對被追訴人緩刑、免予刑事處罰之認定也是如此。檢察官在考慮對已構成犯罪的被告人是否提起公訴時，往往也要考慮到法院對被告人緩、免刑罰的態度和確定標準。正是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與法院之間不斷地磨合，檢察官根據審判權的運作不斷地調整公訴裁量權的具體行使標準。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審判權的行使對公訴裁量權的行使具有導向作用。

審判權的行使對公訴裁量權行使的導向作用，主要是通過兩個途徑進行：一個途徑是主訴檢察官在辦案實踐中，通過與審判法官的不斷交往和磨合，逐漸形成一些辦案的心得和體會，然后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于自己的公訴裁量實踐中。另一個途徑是檢察機關通過對審判權的行使結果有計劃有目的的調研，然后分析總結集中指導公訴裁量實踐。如河南省周口市檢察院曾就該市兩級法院作出的緩免判決進行了調研。調研發現：2000年至2001年全市兩級法院對公訴案件作出生效判決中，緩刑判決占14%，免刑判決占5.5%。調研結論認為：起訴部門要嚴把案件質量關，對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情節輕微的，要敢于行使法律賦予的職權，作出不起訴決定。通過這樣的調研，檢察院通過對法院審判權行使的系統研究分析，對自己掌握不起訴標準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從而使大部分法院可能作出免刑判決的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被檢察院以不起訴的方式予以分流。這不僅有利于節省訴訟資源，而且更有利于被告人的權利保障和社會長治久安。

審判權對公訴裁量權的行使有制約作用

公訴裁量權的行使決定著審判權的啟動和消滅。但是，審判權一旦被公訴裁量權啟動，則對公訴裁量權的行使起著一定的制約作用。這種制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公訴變更的限度、范圍、時間等必須以不妨礙審判權的順利行使為限，接受審判權的監督。

其二，公訴的撤回要接受法院的審查。審判權對公訴裁量權制約的另外一種途徑還體現在公訴案件轉自訴案件中，被害人通過自訴啟動審判權，從而使審判權對檢察機關的公訴裁量權起到一種間接的制約作用。

檢察機關的公訴裁量權之所以要受到法院審判權的制約，其意義在于：

其一，確保審判權的順利行使。在庭審的過程中，法院主導著庭審過程，圍繞著控辯雙方的分歧進行法庭調查。如果控方變更公訴，也就意味著審判對象的不確定，影響庭審進行。

其二，確保被告人辯護權的順利行使。檢察機關公訴的對象也就是被告人防御的對象。被告人要充分地行使辯護權，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條件作準備，人民法院也有義務保證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有效地行使辯護權。當然，強調審判權對公訴裁量權的制約，也并非意味著不允許公訴變更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就無所作為。如在法院不準許更換被告人的情況下，公訴機關還可以另行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