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取出境證件罪的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江西贛興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萬某某親屬的委托，指派我們擔任被告人萬某某的辯護人。開庭前，我們審閱了本案公訴人提交的全部案卷，聽取了萬某某對有關問題的陳述，并對有關問題進行了調查核實。現根據事實與法律，提出如下辯護意見：

一、?關于本案事實認定方面的問題

起訴書指控的被告人犯罪的基本事實我們沒有異議，但就幾個細節性、關鍵性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

1、被告人的行為不具有獲取非法利益的犯罪目的

起訴書指控：“為了獲取非法利益，被告人萬某某利用獲取的公司資料，重新偽造了該公司的上述證明……”然而事實上，被告人萬某某和其他人的詢問筆錄證實，這些辦證人都是被告人的朋友或朋友介紹來的，出于朋友關系而出面幫忙。且他們辦證的目的是為了去香港打工，以解決失業和家庭生活來源問題。由此可見，是這些人主動找被告人辦證且被告人為這些人辦證也是基于朋友間的幫忙，根本就不是起訴書中所指控的是“為了獲取非法利益”。因此，這點在事實上是不成立的。

2、被告人騙取的出境證件的數額有誤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萬某某共騙取出境證件54人次。而根據我們查閱被告人的訊問筆錄后得知，葉*根其人被告人根本就不認識，正如葉*根在其筆錄中所說的“見面談辦證”之事。黃*林的證件是他自己辦的，另外羅*根的證件是胡*悅辦的。所以，被告人實際辦理的證件份數應該是四十幾人次。

3、被告人不是想去香港非法務工而偷越邊境人員的組織者。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萬某某以經貿往來、探親為由，組織他人赴香港非法務工……”，那么，這里的“組織”是什么行為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組織、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組織是指領導、策劃指揮他人偷越國(邊)境或者在首要分子指揮下，實施拉攏、引誘、介紹他人偷越國(邊)境的行為。”那么，“組織”行為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領導、策劃、指揮他人偷越國(邊)境的行為;二是，在首要分子的指揮下，即在領導、策劃、指揮他人偷越國(邊)境的犯罪分子的指揮下，實施拉攏、引誘、介紹他人偷越國(邊)境的行為。

本案中，這些偷越國(邊)的人員并不是在被告人的領導、策劃、指揮下進行的，被告人也沒有在任何人的指揮下，對這些偷越國(邊)境人員實施拉攏、引誘、介紹的行為。理由是，在對被告人的訊問筆錄(第一次)第二頁“問：你知道這些人找你辦理商務簽注的目的是什么嗎?答：曉得，就是到香港去打工掙錢。”訊問筆錄(第五次)第二頁“答：我第一個辦的是鄒-軍，他是我的一個較好的朋友，在2006年6月份的時候，他找到我，……”第三頁“答：譚兆仁是第三個辦的……這時譚兆仁就找到我，要我幫他辦商務簽注……”訊問筆錄(第六次)第二頁“答：后來過了有半個月的時間，就有人找到我要我幫忙辦商務簽注……”及對程*道的詢問筆錄中“問：老萬真名叫什么?你是怎么認識他的?答：他的真名我不知道，是個男的，四十多歲。是個在深圳的叫‘老杜’的朋友給我的他的電話號碼，叫我和他聯系辦商務簽注”。鄧*秀的筆錄中“答：第一次是06年6月份的時候，我老公打電話給老萬，問他能不能幫我辦個到香港的三個月多次的商務簽注……”等等。這些筆錄的內容起碼可以證實兩點：一是，讓被告人辦出境商務簽注的這些人都是朋友介紹過來或者本身就是被告人的朋友;二是，在為這些人辦理商務簽注的過程中被告人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即都是這些人主動找上門來請求被告人為其辦理的。由此可知，被告人并沒有領導、策劃、指揮這些人偷越國(邊)境，更沒有在別人的指揮下對這些人實施“拉攏、引誘、介紹”的行為。充其量只能說，被告人在這些人持騙取來的出境證件偷越國(邊)境的過程中有幫助行為，但這種幫助行為與起訴書中所指控的“組織”行為在性質上是大相徑庭的。

綜上，大量的事實表明被告人使用虛假手段為他人騙取出境證件的過程中，并沒有實施“組織”行為。

第二，關于騙取出境證件罪的罪名問題

據刑法第319條第一款之規定，騙取出境證件罪，是指行為人以勞務輸出、經貿往來或者其他名義，弄虛作假，騙取護照、簽證等出境證件，為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使用的行為。

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即明知他人用于組織偷越國(邊)境犯罪，而故意為其騙取出境證件。騙取出境證件的目的是為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使用。如果行為人騙取出境證件的目的不是為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使用，則不構成本罪。由此可見，本案是否構成騙取出境證件罪的關鍵就在于被告人騙取的出境證件是否是用于“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在第一點中，就何為“組織”行為及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組織”行為，我們已經做了詳細論述，在此就不贅述。

本案中雖然被告人萬某某頻繁使用偽造證件、偽造公章等欺騙手段騙取出境簽注40多人次，陳*水、程*道等人的行為也屬于偷越國(邊)境的性質，但本案中并沒有出現組織者，這些越境者不是在組織者的組織下偷越國(邊)境的，被告人是在想出境打工人員的請求下才采取欺騙手段幫助他人獲取出境證件，因此他的行為不滿足本罪成立的組織者的身份前提條件，不構成騙取出境證件罪。

第三，關于被告人的行為觸犯其他罪名的問題

被告人的行為雖然不構成本罪，但是可以構成以下罪名：

1、根據刑法第322條之規定，違反國(邊)境管理法規，偷越國(邊)境，情節嚴重的可以構成偷越國(邊)境罪。結合本案，如果陳*水、程*道等32名越境者的行為構成了偷越國(邊)境罪，那么，被告人可能是偷越國(邊)境罪的幫助犯，構成偷越國(邊)境罪的從犯。

2、根據刑法第280條第二款、第三款之規定，被告人偽造國利公司公章一枚、變造了熊*根身份證件一份的行為，構成偽造公司印章罪和變造居民身份證罪。

綜上，根據以上事實和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被告人萬某某的行為在越境者偷越國(邊)境的過程中僅僅是一種幫助行為，并沒有實施組織行為，且越境者偷越國(邊)境也不是在有組織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不構成公訴人指控的騙取出境證件罪所要求組織者的主體資格。然而，對于被告人偽造國利公司公章一枚、變造了熊*根身份證件的行為，可以按照相關刑法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又鑒于被告人在犯罪中處于被動地位，在法治觀念淡薄的情況下，出于朋友的情面解決朋友的生活困難而為的，也沒有謀取非法利益，且主觀惡性不深，悔罪態度較好，因此請求法庭依據“罪刑相適應”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本著懲罰和教育相結合的政策，以改造犯罪分子為目的，我們認為從本案被告人觸犯的罪名，犯罪事實、犯罪情節、悔罪表現、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不能再犯的情節，可以從輕處罰，并判處緩刑。

以上辯護意見請合議庭予以采納。

呈

南昌縣人民法院

辯護人：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四日

綜上，根據以上事實和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被告人萬某某的行為在越境者偷越國(邊)境的過程中僅僅是一種幫助行為，并沒有實施組織行為，且越境者偷越國(邊)境也不是在有組織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不構成公訴人指控的騙取出境證件罪所要求組織者的主體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