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擔保債權優先性有哪些限制

第一、破產法上和解與重整制度出現的經濟與立法背景

破產和解制度與重整制度萌芽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并在20世紀得到迅速發展。這兩種制度的出現和發展主要受制于經濟因素和立法本位變化兩個因素。首先，從經濟發展史看，20世紀30年代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大危機全面爆發的時期，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斯的經濟理論應運而生。

凱*斯對比了19世紀和20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態勢，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病情嚴重，只靠資本主義經濟的自動調節，私人領域的分散活動已經遠不能及時地挽救資本主義于危亡，他把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切弊端，均歸個人主義的絕對膨脹。要根除這些弊端，“政府機能不能不擴大”，這種改變“雖然是對個人主義的極大侵犯，”但現代經濟就其本質特征而言乃是整體化、社會化、規模化、資本高額化、結構控制化與生產科技化的經濟，各經濟單位之間的聯系日趨緊密和一體化。

此一經濟組織的經濟崩潰和解體分化，很可能導致彼一經濟組織的經濟困難、生產停止、產品滯銷，更有甚者，受其沖擊而產生連鎖性倒閉。這種使經濟組織連帶受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對國民經濟的發展無疑是災難性的。因此，防止經濟組織的解體與倒閉自然成為現代經濟政策的首要考慮目標。眾所周知，破產倒閉是同工人失業關聯在一起的。

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在優勝劣汰法則下迅猛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是工人失業數量急劇增加，社會上存在的常規失業大軍日漸龐大，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全是相當不利的;其次，立法本位的轉變。法律發展到現代，由于第二次工業革命后經濟的發展及社會化思潮的影響，法本位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化。社會的邏輯元點不再是個人而是集體。個人在行使權利的時候要考慮到公共利益和社會福祉，其在私法領域的集中表現即是“私權神圣”讓位于“私權的行使要兼顧他人及社會的利益。”反映在破產法上，是從對債權人利益的絕對保護到和解、重整制度的相繼出現，日益重視債務人的利益及社會整體經濟秩序的良好運行，給予債務企業避免破產程序的新生的希望和機會，以避免企業破產而導致的員工失業給社會帶來的不利因素，來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

在這兩大因素的驅動下，破產和解制度率先在破產法中居有一席之地，成為破產法新、舊機制轉型中的第一塊基石。但和解制度在實現防止破產目標中所存在的固有缺陷隨時間的推移而日益顯現，又促成了重整制度的迅速產生。

第二、和解與重整制度的產生是利益沖突后的調整結果

任何法律均是對權利義務的調整，沒有利益沖突便不需要法律。利益的沖突在私法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

無論是重整制度還是和解制度其實都是利益沖突的調整分配問題。法律對利益沖突的調整必須體現公平與正義。徐*棟認為“正義首先是一種分配方式，無論是利益或不利益，如果其分配方式是正當的，能使分配的參與者各得其所，它就是正義的;其次正義是通過正當的分配達到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狀態。”

“正義所關注的是如何使一群體的秩序或社會制度適合于實現其基本目的的任務……并與此同時促進生產進步和社會內聚性的程度——這是維持文明社會生活方式所必須的——就是正義的目標。”正義是利益分配的標尺，它是相對的。法律對利益沖突的調整要做到絕對公平是很難的，法律所保護的只是一般正義，也就意味著對一般社會正義的保護不可避免地要犧牲和限制個別主義。

從一種意義上講，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但從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保障的角度看，它又是公正的。法律正是在這種公正與不公正之間實現著公正。美國學者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中指出，謀求社會財富最大化應作為法律決策的重要準則。法律制度的變革如使受益人從變革中獲得的收益大于受損人因變革所蒙受的成本，則這項變革便增加了社會財富。在破產法的和解與重整程序中，當債權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把社會利益放在首位，符合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學原理，也符合一般正義的原則。例如，1985

年以后法國的破產法正式確立兩大宗旨：一是維護公司的持續性;二是努力保障雇傭人的合法權益。為達此目的，甚至不惜犧牲債權人的權益。德國和解法也開宗明義宣布，和解法所追求的目標是在破產和解程序結束后，企業法人能夠繼續保留。

第三、破產和解與重整制度對有擔保債權優先性的限制。

破產和解與重整程序具有優先于破產程序的性質。如上文所述，破產和解、破產重整制度已更傾向于保護債務人、社會的利益;而有擔保債權的行使也在破產法上不受破產程序的限制，有擔保債權則把對有擔保債權人利益的保護放在第一位。兩種利益相沖突，現今各國破產法在和解與重整程序上作出的選擇結果卻不同。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對破產重整程序中對有財產擔保債權的優先受償加以限制達成共識。在重整程序中所有的債權，無論其性質如何皆一律平等，有擔保債權的行使和其他債權一樣也告停止。因為在“整理期間，很多擔保物由于整理程序所需要，而不能由有擔保債權人取走，而必須留給經管債務人。”

按英國統一破產法，處理公司不能支付的程序有四種可供選擇，其中的管理程序類似重整制度，其實質就包括“限制有擔保權益的債權人執行擔保物權。”規定重整制度的日本公司更生法也規定“擔保債權在這程序中也不得優先行使權利。”[4](P10)中國還沒有一部統一的破產法，已有的破產法規里也沒有規定重整制度，這是一大缺憾。相信不久出臺的新破產法會納入重整制度，并會跟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對有擔保債權的優先受償加以限制。

但是，在破產和解制度上，各國依然按傳統民法之物權優于債權的原則規定對擔保債權的優先性不加限制。和解協議雖有強制力但不影響有財產擔保或有優先權的債權人實現其別除權(即擔保物權)。

如：我國臺灣地區破產法第37條規定：和解不影響有擔保或者優先權之債權人的權利，但經該債權人同意者，不在此限。日本破產法上也規定了優先權債權人不受破產和解協議約束。我國和解制度也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對有擔保債權的優先性不加限制。

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企業破產法(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第39條：經過整頓，企業能夠償還到期債務的，只能按和解協議規定的期限、數額清償。但是有財產擔保并且沒有放棄優先權的債權不在此限。我國學術界也對在和解程序上限制有擔保債權人的優先性鮮有同意者。

鄒*林在他的《破產程序和破產法實體制度比較研究》中說：有財產擔保的債權人行使權利，不受和解協議約束，除非該債權人放棄優先受償的權利。李*軍在他的《破產法律制度》上也指出：從效力上看，和解程序不能限制擔保物權的行使。李*軍還認為和解制度的所有手段均是為了保證債務人按和解協議償還債權而設，正是因為它是以對債權的保護為中心，故它不限制擔保物權的行使，這個觀點與和解制度產生和發展的背景與原因的不契合性，前文已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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