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杭州市首例司法解散公司案的解讀

[案情]

被告**大地農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成立于1998年4月，原系內資企業。2003年2月，經有關部門批準依法變更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變更后的投資人包括兩個企業法人和十個自然人，主營農藥制造。2005年，因環保原因，當地政府要求公司于2005年12月31日前關停。2005年12月底，**公司停止經營。在有關部門的協調下，**公司與公司全體員工辦理了提前解除勞動合同的手續，中共**公司委員會及**公司工會亦被撤銷。之后**公司就搬遷事宜召開了董事會，其中陳某等六名自然人股東(共出資120萬元，占**公司注冊資金的17.7%)明確表示不同意公司延續經營及搬遷計劃，并就**公司是否解散事宜與**公司大股東發生糾紛，協調未成，以致成訟。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公司股東于2006年6月22日召開了股東會議。會議商定，全體股東一致同意紀要后附轉讓方股東(即本案六原告)將其在**公司120萬股本經協商以每股1.2元轉讓給大股東楊某。同日，**公司董事會召開了臨時會議，形成的意見與上述股東會意見相同。此后，因轉讓雙方就付款條件不能協商一致，轉讓未成。

另查明：**公司2006年4月會計報表(損益表)反映，凈利潤：本月數-212875.38元，本年累計-761750.50元；**公司2006年7月份會計報表(損益表)反映，凈利潤：本月數-1660886.74元，本年累計-2819274.07元。

[裁判]

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陳某等六原告共向**公司投資120萬元，占**公司注冊資金的17.7%，具有請求解散**公司的訴權。**公司被政府責令于2005年12月底關停后，公司已無經營場所，公司的全部員工已被提前解除勞動合同，相應的組織機構也已被撤銷，且在公司是解散進行清算還是搬遷的問題上六原告與**公司的大股東之間發生糾紛，公司大小股東間對立明顯，處于不可調和的狀態，公司經營管理已發生嚴重困難，公司僵局確實存在。現雙方的矛盾無法調和，**公司處于既不能經營，又無法搬遷的狀態，繼續存續必然會使股東的利益受到重大損失。**公司的大股東雖有受讓六原告的股權的意向，但轉讓雙方就付款條件不能達成一致，致使股權轉讓無法實現。綜上，**公司已具備解散的法定條件，六原告的訴訟請求理由正當，予以支持，判決：**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解散。

一審判決后，**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遂于2007年7月19日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作為杭州市受理第一例司法解散公司案件，本身即具有典型的指導意義。本案的訟爭主要圍繞是否形成公司僵局而展開的。分析司法解散公司制度的價值導向、公司僵局的具體判斷標準將有利于案件的審理。

一、司法解散公司制度的價值導向

2006年1月1日，開始實行的新《公司法》第183條規定：“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這是我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法院可以應股東申請判決公司解散。

從立法資料來看，關于司法解散公司的規定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一些地方、企業提出的，主要考慮到部分公司經營嚴重困難，財務狀況惡化，雖未達到破產界限，但繼續維持會使股東利益受到更大損失；而股東會、董事會又因股東之間分歧嚴重，不能作出公司解散清算的決議。針對這種情形，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經同最高人民法院、國務院法制辦研究認為，公司解散在正常情況下應由公司自行決定。只有在特殊情況下，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法院才可以依股東的申請解散公司。基于這樣的考慮，新《公司法》借鑒了其他國家股東可以申請法院解散公司、進行清算的立法例，作出了上述規定。由此可以看出，司法解散公司制度的出臺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立法過程本身即體現出法律的謙抑性。為此，作為法律應用者的法官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就應以實現這樣兩個平衡為價值導向。

一是大股東與中小股東利益的平衡。公司作為兼具人合性與資合性的組織，大股東依據資本多數決原則，要求公司繼續存續，是對自己利益的處分，具有不可質疑的正當性。而一旦大股東借助資本多數決原則從事危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東利益時，資本多數決原則的合理性基礎即受到了動搖，相應的制度安排必須對此作出修正，其中的路徑之一就是賦予中小股東解散公司的請求權。此時，作為法官就要在大股東利益與中小股東利益之間尋求平衡：一方面不能讓中小股東利用公司解散來威脅大股東，另一方面也不能任由大股東壓制中小股東。

二是公權救濟與公司自治的平衡。公司司法解散屬公力救濟的范疇，而公司是否存續毫無疑問屬于公司自治的范疇。當公力救濟與公司自治這樣一對矛盾集中到公司解散這一焦點上時，如何拿捏二者之間的分寸就成為法官在自由裁量時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法官應樹立私力救濟為主，公力救濟審慎介入的理念，只有當中小股東通過私力救濟在公司層面上無法化解矛盾時，司法才提供公力救濟，這符合新《公司法》所倡導的公司自治理念。

二、公司僵局的判斷標準

根據《公司法》第183規定，法院判決公司解散必須滿足這樣三個方面的要件，即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該問題；由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申請。盡管表面看來這三個要件都比較簡單易行，但考慮到公司實踐的多樣性和公司僵局形成原因的各不相同，上述三個要件的滿足與否還要依賴法官結合具體案件事實，通過適度釋明及自由裁量來作出明確的判斷。

（一）“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之判斷

盡管《公司法》嘗試通過“嚴重困難”和“重大損失”來對該標準予以明確，但這作為判斷標準顯然是過于抽象籠統，缺乏可操作性。如前所述，有限責任公司所具有的人合兼資合的特點。基于這一點，對這一要件的判斷可以從人合與資合兩個方面入手。從人合來看，有限責任公司人合基礎喪失可能源于這樣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基于《公司法》范疇內的爭端所致，即公司股東或董事違反法定義務或公司章程規定；二是基于《公司法》范疇之外的爭端所致，包括經營理念、市場判斷的分歧以及股東個人關系惡化等等。從資合來看，應以公司在經濟上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為主，并對股東利益及公司債權人、員工等相關利益者的利益進行考慮后，判斷資合基礎是否喪失。

從本案來看，在公司是解散還是搬遷問題上，陳某等六位股東與**公司的大股東之間存在巨大分歧，且雙方協商無果，二者在對公司是否存續問題上分歧嚴重，且已經導致關系惡化，有限公司存在所必須的人合性根基已經喪失。在此情況下，如果允許公司聽任大股東的意見而繼續存續下去，無異于放縱大股東綁架小股東的行為，此為其一。其二，**公司因環保問題而被當地政府關停搬遷，已經喪失了生產經營所必須的經營場所，且已與員工辦理了提前解除勞動合同的手續，相應的公司內部組織機構也已不復存在。在此情況下，公司在經濟上已經不再具備可持續的要件，股東也不能從公司的存續中獲取收益，公司債權人、員工等相關利益者也無法從公司存續中受益，由此可以判斷公司已喪失了資合基礎。

（二）“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該問題”之判斷

鑒于司法解散公司是一種破壞性極強的司法救濟方式，將損害股東、公司員工乃至債權人的合法利益，該要件顯然是要司法機關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應保持適當的謹慎，引導當事人盡量采用司法解散之外的方式解決爭端，但該規定中的其他途徑究竟有哪些并不明確。從結合立法的初衷以及公司治理的架構來看，此處的其他途徑應主要是指在公司自治層面上的自力救濟。即爭議雙方是否嘗試通過公司自治的內部機制如股東大會、股權轉讓等對雙方傷害較小的方式化解分歧。從本案來看，陳某等六位股東與公司大股東在爭端發生后，曾經嘗試以內部救濟方式通過董事會解決問題，但由于意見分歧較大而受挫。此后，爭議雙方通過召開股東大會，嘗試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解決問題。盡管雙方就股權轉讓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并形成了股東大會決議，但最終因為轉讓雙方就付款條件不能協商一致導致股權轉讓也無法進行。可見，爭議雙方嘗試在公司自治框架內解決爭端的努力宣告失敗。不僅如此，在爭議被訴之法院后，法院召集雙方當事人就爭議事項進行調解，但終因雙方當事人對立明顯，矛盾難以調和而失敗。至此可以認為，“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該問題”這一要件已經得到了滿足，司法解散公司成為解決二者之間爭端的最后選擇。

三、回顧與展望

如前所述，通過司法解散公司的方式化解公司僵局成本很大，且對爭議雙方而言都會造成一定的傷害，這既不是惟一，更不是最佳的選擇。追根溯源可以發現，化解公司僵局在國外經歷了一個由單一到多元的發展過程。在早期的英國，中小股東可以申請法院在“正義和衡平”的基礎上解散公司，但考慮到解散公司對股東、債權人等傷害太大，“殺死了下金蛋的鵝，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英國1985年公司法建立了“不公平損害”救濟制度，其救濟手段主要有股份購買命令和其他救濟手段，其他救濟手段包括規范公司將來的事務執行、命令公司為或不為特定行為等。無獨有偶，美國在1991年修訂《示范商業公司法》時，增加了這樣的規定：在強制解散訴訟中，公司一個或多個股東可在訴訟提起后90天之內選擇是否購買起訴股東的全部股份，一旦公司或股東拒絕收買，公司必須解散。德國也通過判例法創立了退出權與除名權兩種救濟方式，以此緩和強制公司解散帶來的不良影響。因此，在國外司法解散公司這種較為嚴厲的法律救濟措施，除非十分必要，法院不會輕易作出這種判決。

以此視角來觀察我國《公司法》關于司法解散公司的規定，可以發現，其中諸多地方有待進一步改善，如解散的判斷標準不明確、其他救濟途徑的缺失等等，這些都需要立法者逐步的進行增補。但在立法作出改進之前，作為司法者的法官則應運用自由裁量權將一些先進的理論和經驗運用到具體的司法審判中去，積極引導股東通過和解、強制股權收購、提起侵權之訴等更為溫和的方式來化解公司僵局，以此彌補現行規定的不足，并為法律修改進行必要的實踐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