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法學界傾向采取復合模式，爭議的焦點在于是采取司法主導模式還是采取行政主導模式，筆者更加傾向于將行政強制執行權在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之間進行分配，并且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主導的觀點。在此模式下，行政強制執行權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交由行政機關自行實施，保持行政執法過程的完整性;而通過立法列舉少數特殊情況，交由司法機關實施。這里的“少數特殊情況”是指涉及相對人特別重大的權利義務，如果在造成侵害事實后再由司法救濟會難以彌補相對人損失，應該讓人民法院事先審查后決定是否予以執行。理由如下：

1、行政實體法律關系的不對等決定了行政強制執行權可由行政機關實施

在行政實體法律關系中，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處于不平等的地位，行政機關是管理者，行政相對人是被管理者。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的這種關系決定了當行政相對人不履行其義務時，行政機關無需借助于法院的力量強制相對人履行義務，而完全可以依靠行政系統的內部力量。“行政處理具有強制執行力量是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為了公共利益所作出的決定，如果公民可以拒絕執行，公務將無法實施，國家將成為無政府狀態。”無論是從行政法制的理論，還是從世界法制發展的情況看，行政決定由行政機關執行，都是可行的。行政法律關系的不對等特點決定了行政行為具有效力優先性，一旦成立就假定為符合法律規定，除非由相對人提起復議、訴訟并由生效裁判撤消、變更，這被有的學者稱為行政行為的“先定力”。

2、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決定了應該將法院執行作為輔助措施

行政強制執行主體是由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決定的，也是由司法權的性質決定的行政強制執行的前提是具體行政行為，而行政機關做出具體行政行為依據的是行政權力，則行政強制執行權同做出行政行為的權力一樣，都屬于行政權。司法的內涵應當是“司法機關依法對爭議所作的具有法的權威的裁判”，其本質是“權威裁判”。它具有事后性、消極性、最終性的特點。而我國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實際上是一種事前審查，即具體行政行為在被法院強制執行前，法院要對其進行合法性審查，我們姑且不談這種審查的必要性與否，單就這種審查行為的性質而言，它就違反了司法的事后性、消極性、最終性的特點，因此，我國將法院作為主要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的模式有悖于司法權的性質，要將法院置于行政強制執行主體中的次要地位，起輔助作用。

(二)、相關制度的具體設計與完善

1、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設定

筆者認為，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規才能對行政強制設定。行政強制的設定是行政強制執行的基礎，因行政強制執行關系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重大利益，故對其設定，必須加以嚴格限制。目前中國的現狀是法律中并沒有規定誰有權設定行政強制執行權，而各種法律、行政法規、和部委規章等都有對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規制。國外則多是由《行政強制執行法》或《行政程序法》直接設定，具體手段則由個別法作補充，此點值得我們借鑒。筆者建議，在《行政強制法》中應明確規定：(1)法律可以設定任何事項的行政強制執行;(2)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其他事項的行政強制執行;(3)其他任何形式的法律文件均不能自行設定任何事項的行政強制執行。

2、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劃分標準：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66條的規定，其他一些單行的法律、法規也對行政強制執行權在行政機關和人民法院之間的劃分作的原則性的標準，然而，單依此原則并不能明確清晰地劃分兩者之間的強制權限進行清晰明確地劃分，筆者在總結我國行政法學界的一些觀點之上，認為依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對兩者之間的權限進行如下進一步的劃分：

(1)、以執行標的所采取的強制措施為標準。行政強制執行按標的可分為對人身、行為、財產的強制執行三類。其中對人身的強制執行也有對行政相對人權益影響大小之分，如強制拘留、強制服兵役就對行政相對人權益影響較大，應由法院強制執行，反之，如強制傳喚、強制戒毒就可以交由行政機關自力強制執行，以防止執行錯誤造成行政相對人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及出現巨額國家賠償的情況發生。

對于財產的強制執行，考慮到其特殊性及控制我國亂罰款、亂收費等現象的現實需要，則可以設定一定的金額為標準，在標準金額以上的由人民法院執行，標準金額以下的由行政機關強制執行。考慮到我國地域廣闊，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各地區，各相對方經濟能力相差甚大，難以規定一個統一的標準，筆者建議可以針對不同的行政相對方采用不同的金額標準，超過該標準的，由法院進行強制執行;低于該標準的，由行政機關強制執行。

對于個人的財產強制執行行為，可以參考奧地利1925年《行政強制執行法通則》第2條的規定：以不影響受執行人最低限度之生活，及不妨害法定贍養義務之履行者為限。從而確立最小損害原則和對被執行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原則，體現了對相對人權益的保護，兼顧了公共利益和相對人的權益;對于商業法人，以其總資產乘以某一系數為金額標準。對于事業單位，以其財政撥款預算乘以某一系數為金額標準。上述三個系數由行政強制執行法作統一規定。具體計算方法，可以在實施細則中作詳細的嚴格的科學的規定。

(2)、以案件的業務性質為標準。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授權特定的行政機關執行，如公安機關的強制傳喚、專利管理機關的強制許可、外匯管理機關的強制收兌等;而一般性、各行政機關普遍需要的則不宜普遍授權，而應由人民法院執行。如強制拍賣、強制扣繳、強制劃撥等，原則上應由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3)、由于時間的緊迫性，不允許申請法院執行的，當由行政機關強制執行。如公安機關的強制拘留權，海關的強制扣留權，衛生機關的強制隔離權，稅務機關的強制劃撥權等。

(4)、以強制執行的方式為劃分標準。目前世界各國普遍確立了間接強制優于直接強制的原則。這是由于直接強制是直接對行對人的人身或財產采取暴力，而這種人身和財產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恢復性，這就容易使直接強制造成的對行政相對人權益的損失更大且難以得到救濟。基于對相對人權益保護的考慮，直接強制原則上劃歸法院，間接強制劃歸行政機關。然而筆者認為，代執行與直接強制相比，雖然是一種比較緩和的執行方式，但它對相對人的權益也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例如代為拆除民房。所以不能將代執行權普遍授予行政機關，而應該與直接強制一樣，原則上由人民法院執行，例外情況下由行政機關執行。

以上是對我國行政強制執行權在法律確立的原則上進一步的劃分，然而我們必須看到，以上的任何一個標準單獨適用都不能清晰合理地對行政強制執行權在行政機關和人民法院之間作出劃分，而應綜合起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