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學術界和實務部門對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性質，存在不同主張。從世界范圍來看，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設定和實施，以及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的運行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對行政強制執行權性質的理解。目前，一些國家和地區行政強制執行權的配置和實施主要有三種模式。

一是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模式。該模式集中體現在以德國、奧地利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主要特征是，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也可部分或全部委托下級行政機關代為執行，或者由專門的行政強制執行機關負責執行。我國臺灣地區也實行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的模式。例如，臺灣“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1款規定，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

二是司法機關強制執行模式。在普通法系國家，行政強制權被理解為司法權范疇而非行政權范疇。當行政相對人不履行行政法義務時，為了達到行政目的，法律規定行政機關可以請求司法機關用國家強制力保障所需狀態的實現。例如，在美國，行政機關在兩種情況下可以向法院提起執行訴訟。一是法律對行政決定完全沒有規定執行的手段。如果當事人不履行行政決定確定的義務，行政機關只能向法院提起執行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執行行政決定。二是法律規定當事人不履行行政決定時，行政機關可以采取行政罰等手段實施制裁，但是沒有賦予行政機關直接執行的權力。在行政罰款手段實施后，當事人仍不履行行政決定和行政罰所確定的義務時，行政機關只能向法院提起執行訴訟。法律只是在緊急狀態等少數情況下，才授權行政機關可以直接強制執行。

三是折衷模式。該模式下，當事人不履行行政決定所確立的義務時，行政機關既可以自行強制執行，也可以申請司法機關強制執行，但什么情況下可以由行政機關強制執行，什么情況下必須申請司法機關執行，要有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這種綜合執行模式可分為兩種類型，即以司法機關強制執行為主、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為輔，或者以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為主、以司法機關強制執行為輔。例如，在法國，為確保行政決定所確立的義務得到履行，法律規定司法機關可以對義務人施加刑罰，依靠義務人對刑罰的恐懼來促使其自動履行。如果法律對某項行政義務不履行沒有規定處罰內容、或者在情況緊急下需要即時強制時，行政機關可以直接強制執行。

上述幾種模式的存在，除了歷史、國情等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對行政強制執行權性質的不同認識。一般認為，普通法系國家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司法權的一部分，而大陸法系國家則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行政權的一部分。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折衷模式，人們對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性質認識不一，有觀點認為是行政權性質，也有人認為是司法權性質，還有觀點認為行政非訴執行兼具有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雙重屬性，是具有準司法性質的司法行政權。我們認為，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與行政機關的自行強制執行，都屬于行政權的延伸。

從內容上看，強制執行的內容是行政決定所確定的義務，而非司法裁定確定的義務。進一步說，強制執行是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而不是對司法行為的執行。人民法院的審查和裁決，是對行政決定的肯定或否定，肯定之后所作出的予以執行的裁定，是對行政決定的進一步認可。

從行政決定的效力來看，一般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一經產生就具有公定力、確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無論是行政機關組織實施的強制執行行為，還是人民法院組織實施的強制執行行為，都是一種具體落實行政決定的事實行為或者二次行為。行政行為的執行是行政行為效力的具體體現。

從權力性質上看，行政本質上是一種執行行為，而司法則被認為是一種解決糾紛的活動。一般意義上的行政是對法律的執行，而行政強制執行是對具體行政決定的執行，行政強制權是行政權的具體表現，因而把強制執行權界定為行政權的延伸，是與行政權的性質相符合的。

從主體來看，雖然在一些國家，司法機關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強制執行活動，但這種參與主要體現了司法權對行政權的監督和制約。如果把行政強制執行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來看，司法機關只是參與了這個過程中某一階段或某一環節的活動。司法機關參與這種活動是為了監督行政權，使行政權的運行更加理性和慎重，我們不能因為司法機關的參與就將強制執行權界定為司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