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1995年5月4日，趙某與袁某達成協議，約定：袁某將金杯牌旅行小客車一輛出售給趙某，價款22000元，有關過戶手續證明等由袁某提供，過戶費用由趙某負擔。當月21日，袁某將小客車交付給趙某，趙某向袁某首付購車款15000元。此后，趙某了解到袁某購買此車只花了8千元且該車已臨近報廢期無法過戶，遂要求退款還車，遭袁某拒絕。1997年9月25日，趙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向袁某退車，袁某向其返還購車款15000元。法院在審理中根據趙某的申請，裁定將趙某停放在某汽修廠的小客車先予執行給袁某。裁定作出后，法院承辦人既沒有按照裁定將車輛交給袁某也沒有履行監管職責，使該車處于無人過問的狀態。1998年11月2日法院作出如下判決：一、趙某將小客車返還給袁某，袁某返還趙某購車款15000元；二、趙某補償袁某汽車折舊、維修費8966元，袁某補償趙某利息損失894元。相抵后，袁某尚須給付趙某6928元，于判決生效后5日內履行。案件受理費和其他訴訟費用合計888元，由趙某負擔355元，袁某負擔533元。宣判后，雙方均未上訴。判決生效后，趙某因袁某未能按判決給付6928元而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法院在執行中才發現小客車已下落不明。袁某則以趙某不能按判決向其交付小客車而拒絕給付趙某6928元。趙某認為，審理中其已按法院的先予執行裁定將小客車交給法院，由法院轉交袁某，故應由法院對小客車的滅失承擔責任，遂申請法院確認。2004年1月16日，法院作出決定，認為法院在先予執行裁定中，未將小客車交付袁某，又未落實監管責任，導致小客車下落不明的行為違法。同年2月5日，趙某申請法院賠償因車輛滅失造成的經濟損失合計53964元。分歧意見：審理中，對法院應當對小客車的滅失承擔賠償責任均無異議，但在對法院向誰賠償即由誰作為賠償請求人的問題上產生了爭議：一種意見認為：趙某可以作為賠償請求人向法院提出賠償請求，理由是趙某因買賣合同而占有了小客車，法院判決確認買賣合同無效由趙某向袁某返還車輛，再由袁某向趙某返還購車款并相互賠償損失，據此，趙某負有向袁某交付小客車的義務，由于小客車已經滅失造成其履行不能，在此情況下其也就無法要求袁某向其履行判決書中所確定的義務，而這一切是由于法院工作人員的過錯導致，故只有在趙某從法院獲得賠償向后，法院才能組織對該案進行執行，而且法院此前已根據趙某的申請作出了確認違法的決定，故趙某有權申請法院賠償。另一種意見認為，趙某不具有賠償請求人的主體資格，具體理由是：我國國家賠償法第六條規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要求賠償。”據此，可以認為國家賠償請求人的資格條件是，請求人必須具有其合法權益（財產權或人身權）受到損害的事實，且所受到的損害與行政或司法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存在因果關系。而對照本案趙某的實際情況與此并不相符。首先，趙某不是小客車的所有權人。固然，趙某曾根據與袁某的買賣合同而占有了小客車，但并非所有人，因為法院的生效判決解除了雙方之間的買賣合同關系，恢復了袁某車輛所有人的法律地位。其次，趙某也不是小客車的實際占有人。這是因為在案件審理中，法院根據趙某的申請作出將小客車先予執行給袁某的裁定后，趙某即將該車交由法院監管，失去了對該車的占有控制。由于趙某既不是小客車的所有人也不是小客車的實際占有人，小客車的滅失既不會造成趙某的財產損失，也不會在其與袁某之間因丟失車輛而形成財產賠償權利義務關系。第三、判決前趙某已按照法院裁定將小客車交由法院監管，應視為其已提前完成了判決書中所確定的向袁某交付車輛的義務，而直接向袁某交付的義務則應由法院承擔，由于法院的過錯造成小客車滅失，應由法院對袁某直接承擔賠償責任。如果賦予趙某賠償請求人的法律地位，法院就負有依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直接向其支付賠償金的義務，這里就有可能引發兩種情況，一是當法院的賠償款高于袁某應向趙某履行的金額的情況下，多余款項有可能被趙某占有而不向所有權人袁某返還；另一種情況是當侵權法院決定賠償的金額低于實際損失時，根據法律的規定，如賠償請求人不服，可向上一級法院提出申訴，而趙某恰恰放棄了向上一級法院申訴的機會。上述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均會損害袁某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