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抗辯權和預期違約有哪些不同

1、適用的前提條件不同。

預期違約制度不以雙務合同當事人債務之履行存在先后順序為前提，無論雙方當事人是否有義務先行作出履行還是同時作出履行，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在對方預期違約時中止履行合同而尋求法律救濟。相反，不安抗辯權行使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當事人的債務履行順序存在先后之分。若沒有履行時間的先后順序，則僅僅適用同時履行抗辯權則不會發生不安抗辯權的余地。正是因為如此，故而法律將行使不安抗辯的權利賦予先行履行的一方，而對方則無權行使。但具體到明示預期違約上，該制度主要是涉及不安抗辯制度所不能包容的內容，即不安抗辯的適用條件之一是他方的財產于訂約后明顯減少或出現其他不能履約的惡化情況，有難為對待給付之虞，而明示預期違約則是一方無正當理由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其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的主要義務，這里無履行債務時間的先后之別。

2、行使權利主體不同。

不安抗辯權的行使主體僅為一方，具有特定性，即有先為履行合同義務的一方。而預期違約合同任何一方都可提出。

3、行使權利所依據的原因不同

不安抗辯權的行使根據《合同法》第68條規定的四種情況，且是具有確切證據;而預期違約不限于此，明示的預期違約非常好理解，對于默示預期違約其所依據的情況主要有：一、債務人的經濟狀況不佳，沒有能力履約;二、商業信用不佳，有不能履約的危險;三、債務人的實際狀況表明債務人有違約之危險。

4、法律救濟方法不同

行使不安抗辯權的債權人可以中止自己的對待給付，但若對方提供履約擔保，則債權人仍需履約，如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約能力且未提供擔保，則債權人可解除合同。默示預期違約則規定在對方不提供履約保證時，債權人可選擇解除合同或不解除合同，同時也可要求對方賠償損失。

5、過錯是否為構成要件上不同。

預期違約制度考慮了當事人的主觀過錯問題。明示預期違約是指一方明確向另一方作出其將屆期不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行為人從主觀上以某種積極行為侵害對方的期待債權，其在主觀上是有過錯的。在默示預期違約中，債務人是以其行為表明其將不履行主要債務，它是以債務人不按期提供履行保證為要件，雖未明確向對方傳達該意思，但其行為可看出債務人是不能按時履約的，此也表明債務人主觀上存有過錯。而不安抗辯權，其成立無須對方主觀上存在過錯，只要其財產或其經營在締約后明顯惡化并導致難為對待給付的危險即可，不就其何種原因所引起。從我國《合同法》第68條所規定的4種情況上可看出不安抗辯權基本上不考慮當事人的主觀過錯問題。而與不安抗辯權相聯系的《合同法》第69條所規定的解除合同條件上，則與《合同法》第108條即默示預期違約的規則基本相同。

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的關系是怎樣的?

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分別是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對合同預期不履行進行救濟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我國《合同法》第68條對不安抗辯權作出了規定，第94條第2項和第108條對預期違約制度作出了規定。兩項制度結合起來規定，實際上是借鑒兩大法系的一種嘗試。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這兩項制度確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是合同一方當事人在合同履行期到來前拒絕履行合同或者可能不履行合同，且債權人都有權拒絕自己的履行。但從性質上說，預期違約制度屬于違約責任制度的范疇，而不安抗辯權則屬于合同履行中的抗辯權。兩種制度的適用將產生不同的效果，兩者的區別還表現在功能、行使條件、行使依據、是否以過錯為構成要件和法律救濟等方面，不能互相替代。

兩者的適用范圍?

(一)客觀上難以履行與主觀上不愿履行的情形

學理上大多認為，不安抗辯權主要適用于債務人客觀上難以履行的情形，這種狀態通常發生在履行期到來之前。而預期違約包括債務人主觀上確定不履行合同、客觀上存在可能無法履行合同的情形。

只有在債務人主觀上拒絕履行或者客觀上確定無法履行的情形下，債權人才能主張基于預期違約的規則解除合同，請求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在債務人主觀上并非拒絕履行、客觀上可能履行時，債權人不得行使法定解除權，主張違約責任，但其應當有權主張不安抗辯權，如果債務人未在合理期間內提供充分擔保，則應當構成預期違約，債權人有權請求其承擔違約責任。

(二)是否提供履行的擔保

在不安抗辯權的情形下，如果出現了《合同法》第68條所規定的“經營狀況嚴重惡化”，“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喪失商業信譽”等情形，債權人行使不安抗辯權時，并不需要先必須要求對方提供擔保，可以直接中止履行。但對于客觀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債權人必須先要求債務人提供擔保，以確定其是否構成預期違約。一旦一方在規定期限內沒有提供適當的擔保，則構成預期違約，非違約方即可以解除合同，或者在合同履行期到來前請求對方當事人承擔違約責任。

因預期違約而解除合同是否需要提供擔保?

由于該爭議緣起于《合同法》第94條與第69條的關系問題，故核心在于如何理解“以自己的行為明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一種觀點認為是指在客觀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另一種觀點認為除此以外還必須要求對方提供擔保，只有在一方無法提供擔保的情形下，另一方才能解除合同。后一種觀點較為合理。

首先，《合同法》第94條實際上確定的是基于根本違約而解除合同的情形，只有要求債務人提供擔保而債務人無法提供擔保時，才能認定債務人的行為構成根本違約;

其次，出現第68條規定的情形，一般只是表明債務人客觀上難以履行債務，顯然不同于債務人在履行期限到來之前明確拒絕履行債務的情形，一方面履行期尚未屆滿，債務人尚有繼續履行債務的機會;另一方面，若其主觀上仍然還有繼續履行債務的意愿，應當給予其提供擔保的機會，不宜直接賦予另一方解除權。

最后，《合同法》第68條只是賦予債權人單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權利，其本身并不具有解除合同的功能，在出現《合同法》第68條規定的情形下，還應當結合第69條，確定債務人是否構成默示預期違約。

不安抗辯權屬于合同履行中的抗辯權，其僅具有防御的效力，而不應當產生提供擔保、解除合同以及承擔違約責任等效力，此類效果應當規定在預期違約制度之中。預期違約屬于違約責任制度的范疇，應適用違約責任的相關規定。

合同一方要求另一方提供履約的擔保，就是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銜接的條件，同時也為默示預期違約的認定提供了明確的標準。在預期違約的情形下，應當區分兩種情形分別對違約責任請求權予以認定。第一，在明示違約的情形下，違約方不得主張通過提供擔保的方式對抗非違約方的違約責任請求;第二，在符合不安抗辯權的情形下，違約方可以通過提供擔保、自動恢復履行能力等方式對抗非違約方的違約責任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