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逃逸行為”是定罪情節，還是量刑情節?

《解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六)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由此可見，只要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造成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這一情節的，就可以構成交通肇事罪。同時，《解釋》第二條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項規定情形之一，在事故發生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由此可知，《解釋》第二條第二款第六項的“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即為交通肇事罪所規定的“逃逸”行為，因此，《解釋》已明確規定，“逃逸”行為在某些情況下可成為本罪的定罪情節。這樣的解釋到底是否具有其合法性與合理性呢?筆者認為，《解釋》把原本是量刑情節的“逃逸”行為上升為本罪的構成要件的情節，修改了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明顯屬于越權解釋。其不是在解釋法律，而是在創制、修改法律，違背了我國刑法所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理由如下：

(一)《解釋》為非法解釋

我國刑法第133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從該條我們可以看出，構成交通肇事罪的標準是“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至于造成多少重傷、死亡，造成多少公私財產損失方可成為重大交通事故，這需要有權機關的詳細解釋。從該條我們還可以明顯的發現，“逃逸”行為僅具有量刑層面上的意義，而不具有犯罪成立構成要件豐的作用。作為享有法律解釋權的國家機關只有權解釋什么是重大交通事故，即明確界定“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適受重大損失”的限度，而無權修改該罪的構成要件。最高院把作為量刑情節的“逃逸”行為解釋為定罪情節，明顯修改了本罪的構成要件，這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嚴重違背。

如果按照此解釋指導司法實踐，就會把某些原本為一般交通事故的行為當作交通肇事罪未定罪處刑。也就是說，對這些危害社會的行為，本來用行政法或民法上的制裁措施就可以達到阻止和預防其社會危害性的效果，卻用刑法上的極其嚴厲的刑罰來懲罰這種一般違法行為，那么，我們會不禁反問一句：這樣做符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嗎?把這種行為上升到犯罪層面上來，值得嗎?

(二)《解釋》的這一規定不具有合理性

對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我國刑法學者在表達上是基本一致的，如有的學者認為“逃逸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的發生，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⑵有的學者認為“逃逸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為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依法報警、保護現場、等候處理。”⑶等等。可見上述觀點都認為“逃逸”是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后的一種畏罪潛逃行為，申言之，行為人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行為已經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構成了交通肇事罪。但是，行為人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是逃逸行為。可見，我國刑法理論界也普遍認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不能成為犯罪構成上的要件，其只能成為量刑層面上的情節，所以《解釋》又不具有合理性。

我認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是指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行為人對這一事實是明知的，在此認識的基礎上，其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這句話主要包含兩層意思：1、客觀上，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已經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而不是一般交通事故;2、行為人主觀上已經認識到了自己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已經造成交通事故。

《解釋》之所以把“逃逸”行為提升到定罪情節，是因為“逃逸”本身表現出一定的人身危險性與社會危害性。交通事故發生后，行為人就負有“必須立即停車，當事人必須保護現場，搶救傷者和財產，并迅速報告公安機關或者值勤交通警察，聽候處理”的義務。⑷但行為人卻不履行此義務，執意逃跑，反映了其主觀上具有可責難的惡性;客觀上，往往因為肇事者的“逃逸”行為會造成危害社會結果的擴大，如被害人得不到及時救助而重傷、死亡，公私財產因沒有得到妥善處理而造成損失擴大等。從而，“逃逸”行為又表現出了其客觀危害性。但是行為人的這種不履行法律、法規的規定義務的不作為行為，只是行為人罪后的表現，不具有定罪層面的評價意義。如果“逃逸”前，交通肇事行為不構成交通肇事罪，那么“逃逸”行為所表現出來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受害性就不具有刑法上的評價意義，更說不上定罪的意義了。也就是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綜上所述，小編認為，《解釋》將先行行為的交通肇事致人重傷后實施的“逃逸”行為作為構成犯罪的條件之一，理由是不充分的。⑸從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來看，除少數特定的脫逃行為被規定為犯罪行為外，我國刑法尚沒有對實行犯罪行為或一般違法行為后的畏罪潛逃行為單獨規定為犯罪。如果認為對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評價，那么我們是否應該反問一下：對行為人實施的任何犯罪行為之后的“逃逸”行為是否也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評價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刑法沒有明文將其規定為犯罪的前提下，其不具有定罪層面上的意義，充其量也僅是一個量刑情節。所以，依筆者之見，我們還是尊重一下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則的好，不要胡亂的解釋法律。否則，就有可能法外定罪，不利于保障人權。

二、“重大公私財產損失”是客觀上造成的損害還是不能賠償的數額

犯罪的本質特征是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這種社會危害性包括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與行為的客觀危害性。客觀危害性是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所造成的有形的物質的損害。在以法定的危害結果為構成要件的犯罪中，只要該罪所要求的危害社會結果的發生，就可成立該罪。無論行為人對此客觀損害有無賠償能力都不影響犯罪的定性。交通肇事罪是結果犯，即交通肇事行為必須造成法定的危害社會的結果，才能成立本罪。這種危害社會的結果包括致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產重大損失，其中“造成重大公私財產損失”就是本罪的成立要件之一。根據我國刑法第133條的規定，交通肇事行為只要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即致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的后果，就構成了本罪。至于什么是重大財產損失，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一般按3-6萬元計算的。⑹而《解釋》第二條卻規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造成公共或者私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3O萬元以上。”但是刑法第133條從未把不能賠償數額的多少作為本罪成立的犯罪構成的一個要件。可見《解釋》修改了本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屬于非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