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議權之本體價值是實現刑事訴訟價值目標之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量刑建議權之目的價值是追求訴訟經濟與司法效率。量刑建議制度，從本質上講是一種請求權，它有助于確保量刑公正，保障程序公正、公開，促使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提高訴訟效率與當庭宣判率，轉變人們的訴訟觀念，并將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提前，有利于進一步提高審判質量。但是該項制度在司法實踐中也遇到了現實的亟需解決的問題。其對審判工作的影響具體包括兩個方面：

(一)有利的影響。

1、它是防止法院判案隨意性，制約法院審判權的有力途徑。筆者認為，長期以來，在刑事案件判決時，由于公訴機關只對案件的事實認定進行舉證，對適用的法律進行闡述，而真正直接影響被告人的刑罰的具體應用，完全交給了法院自由裁量，法院自由裁量權的過大，必然滋生腐敗。而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使法院在量刑時有所考慮，從而促使其公正司法。

2、有利于檢法兩家的溝通，減少抗訴案件，節約司法資源。進行量刑建議后，法院在量刑前就了解到了檢察機關的看法，在量刑時就會有所考慮，從而使量刑更趨于合理,減少甚至杜絕量刑過輕過重的情況發生。量刑建議權也體現了檢察機關司法監督的職能。憲法和刑訴法賦予了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行使司法監督的權力，這種監督是全方位，量刑結果作為法院司法裁判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是檢察機關司法監督權的對象之一。因此，檢察機關對于法院量刑不當的，可以提起抗訴，這是事后監督。這樣的事后監督雖然也能達到一定的效果，但是，無疑延長了訴訟周期、增加了“訴累”。不利于維護訴訟效率和公平的統一，和及時給與當事人權利的保護。久拖不決的案件就是遲來的正義。“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量刑建議權盡管是一種不具有終局性的司法請求權，但是由于檢察官在訴訟中所具有的司法監督者的身份，因而對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權具有較大的制約性，這也是對法院量刑的事前監督

3、有利于法院全面了解案件各方面的情況，從而促使其正確量刑。由于檢察機關從偵查階段開始就接觸案件，掌握的情況更全面，對酌定情節了解得更多，因而在量刑建議時考慮得會更周到、更全面也更合理，提出量刑建議，會為法院正確定罪量刑提供可靠的參考。在具體審案的過程中，時常遇到被告人當庭提出有自首情節或是其他量刑情節的情況，審判人員若通過卷宗無法及時查明有關量刑事實，公安機關在現實條件下也無法查清的情況時。便可以通過全面了解案件真相的公訴人提供的量刑建議，得到及時的補正。如經過被告方質證，法院便可以得到更加公正可信并合乎案件事實的判決，從而更加全面的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4、量刑建議有助于法庭抗辯的強化。沒有確立量刑建議權的情況下，法庭辯論多圍繞著定罪展開，雖然也有量刑情節的陳述，但是，沒有具體的量刑意見和明確而系統的量刑理由，法庭辯論不能充分展開，法庭當庭宣判率仍然很低，部分程序虛置的問題依然存在。公訴人不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在量刑問題上避而不談，使辯護方沒有明確的辯論對象，處于比較被動的地位，往往迫使他們通過幕后交易等不正當的途徑來了解他們本來有權了解的量刑建議，扭曲了法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導致各種類型的司法腐敗。在司法實踐中常常有被告人對有罪一旦公訴人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和理由，辯護方就能夠有效的開展量刑答辯，糾正控方量刑建議的不合理之處，也就自然而然的加強了法庭上控辯雙方的抗辯性，特別是控方量刑建議能否被采納的風險顯著加強，這種責任必然會激發和強化公訴人的庭審應對意識和庭審效果意識，使庭審的質量和效果得到明顯的增強，使法庭調查能真正達到明晰案情的目的。

5、量刑建議有助于加強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制約機制。

定罪和量刑的實際權力是由審判機關掌握的。就定罪而言，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一般的情況下罪于非罪、此罪與彼罪之間都有法律的明確規定來區分，法官不擁有多余的自由裁量的權利。但量刑卻不然，由于刑法對刑罰的運用留有一定的幅度，允許審判機關在法定的幅度內進行自由裁量。在作出判決之前，控辯雙方就具體量刑問題展開辯論，對于聽訟的審判人員了解控辯雙方的不同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判斷，能夠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因此，盡管公訴人的量刑建議對于審判人員來說并無實際上的拘束力，但法官對此必然會有相當的重視，審判機關的定罪量刑也會受此影響，最終，求刑權的行使會使審判自由裁量權受到一定的約束，這也是檢察機關實現法律監督職能的一項具體表現。對量刑建議的嘗試是我國司法審判和檢察制度改革帶來的必然結果，有利于促進司法審判的公正性。因此，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減少司法腐敗現象。

6、量刑建議能為公民參加刑事訴訟提供一種引導。量刑建議的提出，對于公民參加刑事訴訟能提供一種正確的引導。對于被告人來講，其可以將公訴人提出的量刑建議與其對自身犯罪的認識加以比較，若其認為法院的判決符合他的心理預期，與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也相符，那么他就可以不再上訴，使原判決發生效力，否則，他可以提出上訴，以求得到公平的審判。對于被害人來講，其可以通過量刑建議來判斷法院的判決是否公正，是否需要繼續要求檢察機關抗訴。這樣，就可以避免當事人的訟累，節約司法成本，將寶貴的司法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二)量刑建議之弊端。

1、實踐中，多數法官對量刑建議心存疑慮，認為公訴人在法庭上公開提出量刑建議，可能對被告人以及社會公眾、旁聽群眾等起到導向作用，使他們產生“法官量刑應順著公訴人走”的錯覺，如果法官量刑結果同公訴人量刑建議大相徑庭，則很可能被他們戴上量刑不公的帽子，從而使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受到限制，所以量刑建議有侵犯自由裁量權之嫌。

2、實踐中中有的公訴人將量刑建議直接寫在起訴書上。起訴書是一種具有權威性的法律文書。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難免會遇到案情有所變化的情況。一旦有關量刑事實與原來的建議有所差異，將會直接影響人民大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

3、庭審前就提出量刑建議有違“未經人民法院判決，任何人不得被認為有罪”。在未經過審判中的法庭調查，公訴機關所掌握的證據，包括量刑證據也沒有經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當庭質證，是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和據此量刑的依據的。從這個方面來看，庭審前就以《量刑建議書》的方式，或在庭審中宣讀起訴書時就發表有關量刑建議是不合乎程序法的規定的，且有違罪刑法定原則。

4、在實踐中，存在公訴人在搜集有關量刑方面的證據時比較粗糙，但是辦案人員又據此不充分的證據提出了義各比較具體的量刑建議。人民法院經過庭審中的質證和辯論，充分審查了全部的案件事實后，對于犯罪事實和量刑事實的認定可能會原先公訴人做出的判斷可能大相徑庭。人民法院經過居中裁斷做出真正公正合理的判決后，卻可能面臨著人民大眾的質疑。如，檢察院認為由自首和立功情節，提出量刑建議為在三年以下科處刑罰，并可以適用緩刑。但是法院最后經過認真審查，發現其立功情節不屬實或者自首不成立，認為需要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這樣的情況下就不能適用緩刑，對于被告人來講，前者建議與后者判決的差異就顯得過于突出。即使該判決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公正合理的，于法有據的判決，被告人仍然可能會上訴。這樣反而影響了訴訟的進程，增加了“訴累”。與量刑建議制度構建的初衷相悖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