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無罪辯護”的情形有哪些

律師“無罪辯護”需要“量力而行”，錯誤的辯護策略很容易適得其反，“激情殺人”、“彈鋼琴習慣動作”只會激起眾怒把被告人送上萬劫不復之路。律師在下列四種情形之下，應當“無罪辯護”：

一、明顯無罪的案件，全程無罪辯護

明顯無罪的案件，應該“自始至終”堅持“無罪辯護”。刑事辯護律師接受案件后，通過與嫌疑人或被告人溝通對話并結合自己的辦案經驗，很容易對那些缺乏犯罪構成要件或存在關鍵證據硬傷的案件得出“明顯無罪”的初步證據，此時就應該以法律意見書的形式向辦案機關提出“不構成犯罪”，要求無罪釋放。在“審前辯護”中，這種“明顯無罪”的案件最容易被“有效攔截”。即使“攔截失敗”，辯護律師也應該“堂堂正正”堅持“無罪辯護”立場。此時的任何退讓，都容易被辦案機關特別是法院以被告人認罪為由做出有罪判決。當然，如果是被告人以認罪爭取免于刑事處罰或緩刑，律師可以在庭審中堅持無罪辯護，庭后提交一份補充辯護詞。畢竟，律師的“獨立辯護”需要與當事人充分溝通，而不能自行其是。

二、可能無罪的案件，審前無罪辯護

可能無罪的案件，往往是辯護律師從證據與法理出發認為有無罪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合理懷疑)，但司法實踐中法院往往做出有罪判決。對于這一類案件，辯護律師需要堅持“審前無罪辯護”，一方面督促辦案機關更詳細舉證，另一方面對案件疑點全面闡釋。這種“審前無罪辯護”很容易在辦案機關“有罪舉證”不能時爭取到審前“無罪釋放”，也為庭審中的辯護提供材料。此時律師堅持“審前無罪辯護”也就使得辦案機關不敢有絲毫松懈，辦案機關都會重視“無罪辯護”案件。犯罪嫌疑人口供高度穩定，自始至終堅持“無罪”立場，“可能無罪”的疑點就會被擴大與放大，便于辯護律師從中尋找到證據漏洞，甚至從“證據瑕疵”升格為“證據硬傷”。既然辦案機關與辯護律師都沒有充足的證據把握，那么“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則”也應該堅持“無罪辯護”。即使“審前無罪辯護”沒有成功，也可以為庭審辯護選擇辯護策略留下余地。審前“有罪辯護”很容易導致庭審中只能繼續“有罪辯護”，辦案機關對辯護律師“先入為主”的看法也會產生消極影響。

三、罪與非罪之間的案件，可以無罪辯護

罪與非罪之間的案件，辯護律師可以選擇“無罪辯護”，也可以用“無罪辯護”爭取“輕罪判決”。如果存在受害人，則可以考慮被告人認罪，律師作無罪辯護——被告人的認罪是“態度”是情理，律師的無罪辯護是“證據”是法理。許多案件要么“無罪”要么“重罪”，此時律師堅持“無罪辯護”也就增加了公訴機關的舉證責任，便于法院全面審查相關證據，“罪與非罪之間”更加審慎。我曾代理過盧某販賣352克冰毒案件，我抓住偵查機關沒有當場固定證據、過分依賴同案犯供述等漏洞堅持無罪辯護，爭取到起刑點輕罪判決。我代理的張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案件有一人死亡，則是被告人當庭認罪懺悔而律師無罪辯護，爭取到1年有期徒刑判決。

四、法律適用問題案件，堅持無罪辯護

有些案件“事實清楚”控辯雙方沒有多少爭議，但對于法律適用存在有罪無罪的巨大分歧，則辯護律師應該堅持無罪辯護。我國刑法往往沒有對罪刑“下定義”，這就使得許多罪刑僅僅是“描述性”規定，這既導致“口袋罪”的大量泛濫也導致嚴格的“罪刑法定”容易推翻有罪指控。能夠解釋刑法條文的嚴格意義上講只有法律解釋，但我國“兩高”司法解釋也獲得了這種“解釋權”，也就意味著只要沒有法律、法律解釋、司法解釋的明文規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就可以爭取無罪辯護，“生活習慣”不是“有罪解釋”的淵源。此外，治安處罰與刑事處罰并列卻沒有“明顯嚴重”情由，律師也可以堅持無罪辯護。“三打”期間代理胡某非法經營罪案件，認為公訴人指控既沒有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法律解釋依據更沒有司法解釋依據，按照“罪刑法定原則”應該無罪。此外，組織同性之間性服務、異性非性交有償性服務是否構成犯罪，只要沒有法律、法律解釋、司法解釋依據，都應該堅持無罪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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