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的一般原則，應依照我國刑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即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裁判。在刑事審判實踐中，量刑作為一項理性、有目的的司法活動，應凸顯司法價值取向和刑事政策的要求。本文所議的故意傷害罪的理性量刑，是指因故意傷害他人，對造成被害人輕傷結果的被告人量刑時，正確理解適用短期自由刑和刑罰輕緩化的辯證關系，綜合考慮案件中被害人的過錯程度、被告人的犯罪情節、民事賠償態度、被告人有無求得被害人諒解等酌情從輕處罰因素和被告人有無自首、立功的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根據社會治安形勢的要求，給被告人處予罪刑相當的刑罰。

一、對犯故意傷害罪的被告人慎判緩刑的量刑思維，來源于對刑罰功能的本質認識，回應了現實需要。

據統計，筆者所在法院2001、2002、2003年所審結的故意傷害罪案件分別是76、91、97件，各自占全年刑事案件結案數的23.6%、22.6%、24.8%。2002年的故意傷害罪案件數比2001年上升了近20%，2003年的故意傷害罪案件數又比2002年有小幅增加。故意傷害犯罪的不斷增多，從客觀上產生了要求適用刑罰進行打擊的社會呼聲。如果對犯故意傷害罪案件的被告人判處緩刑而未適用短期刑，未能起到震懾、預防犯罪的效果，社會上反而產生了諸如“打傷人無所謂，只要有錢不用坐牢”的不良現象。這就要求對最能起到打擊、預防犯罪的直觀效果的量刑思維進行反思。

量刑的基準點，從法理上講，是刑罰目的的展現。刑罰的目的，是建立在刑罰的報應論與功-利論理論基礎上的。報應論認為：刑罰之內容為苦痛與惡害，刑罰之目的則在于滿足人類之報應感情，因此，刑罰之重輕，務須與行為人之責任相對應。①“惡有惡報”、“同態復仇”等古老、樸素的正義觀念是該理論的基礎，從而得出了罪刑法定、有罪必罰、罪刑均衡等刑罰原則。功-利刑論認為：無論刑罰對已發生犯罪的事后報應多公正，都不可能彌補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因而刑罰的報應是消極和徒勞的。刑罰只有為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才有價值，在預防犯罪所必須而且有效的限度內才是正當的。因而，該理論也稱目的刑論或預防刑論。一般預防是通過對少數人(即犯罪的被告人)適用刑罰而威懾社會其他多數人。特殊預防中的威懾論，強調刑罰對于犯人之數化改善功能，希望經由刑罰的判處與執行，使得犯人重歸于社會，成為善良守法之公民。在審判實踐中，應隨著預防犯罪的實現程度而選擇報應刑和功-利刑的主次。預防犯罪實現程度高，報應刑論的地位就低;反之，報應刑論的地位就高。時下，不少理論界與實務界專家呼吁主張一年以下自由刑的慎用與替代，擴大罰金刑的適用范圍，主張對犯罪的被告人量刑時盡量考慮可從輕處罰的情節。事實上，我國的刑法經過修訂，在整體結構上已經趨向輕緩。如果片面、強調追求刑罰的輕刑化，片面強調刑罰的教育、感化功能，就會違背罪刑內在關系的規律要求，導致刑罰功能的缺損，從而難以起到整體預防犯罪的功效，也難以滿足一般公眾的正義理念需求，最終導致刑法維護秩序，保障人權的目的難以實現。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