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制定了《關于審理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案件損害賠償的具體規定》

為了正確及時地審理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損害賠償案件，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有關規定，結合我國海事審判實踐，參照國際習慣作法，做出了具體規定，從整體上將涉外海上人身傷亡的責任承擔、賠償范圍、計算方法最初了具體的規定，該規定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權造成他人損害，侵害人承擔連帶責任”，由此可以看出最高院對于涉外海上人身損害籠統地定為侵權責任或者說是侵權之債，但是對于船員在船上依照同船舶所有者簽訂的勞務合同從事勞動期間發生的人身損害是侵權之債還是合同之債沒有規定。

事實上最高院這一規定并不是專門針對船員人身傷害的賠償做出的，因此該規定也沒有將船員和船舶經營者、承租人的關系列明，也就不可能對船員人身傷害賠償的法律問題加以規定。但畢竟這一規定是專門針對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損害賠償案件的，并且尤其是損害的計算方法規定的比較細致，為該類案件的索賠和審理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而船員人身傷害賠償糾紛如果有涉外的因素，也就屬于海上人身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案件損害賠償的案件，涉及到具體責任認定和賠償的計算方法可以依據這一規定。

2、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做出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本解釋第十一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傭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員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雇主承擔賠償責任。雇主承擔賠償責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雇主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對于從事船舶海上運輸的船舶所有人和船員之間，有的簽訂了勞務合同，有的通過勞務輸出方式，由勞務中介和船舶所有人簽訂的勞務輸出合同，這種情況下，如果發生了人身損害問題，船員如果想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可以依據這一司法解釋，從雇傭關系的角度去維護自身的權益。

二、實踐中船員人身損害賠償的認定

1、依照侵權之債處理船員人身損害賠償問題

在大連海事法院審理的耿*良訴**海福拆船公司受雇為外派船員期間人身傷害賠償糾紛案中，原告耿*良被**經濟技術開發區**公司聘為外派船員，雙方簽定了《外派船員合同書》。合同規定，外派船員自離開中國國境起，在外輪工作期間，因工致傷、致殘和生病、死亡，均按中國國家勞動保護條例有關規定處理。因**公司和**海福拆船公司(簡稱**公司)簽訂有《雇用船員合同》，同年耿*良到**公司所屬的巴拿馬籍“佳靈頓”輪任大管輪之職，期限為一年。**公司依據和**公司簽訂的《雇用船員合同》第十三條“船員受雇期間的人身、行李安全辦好保賠協會的保險，其條件相等于香港雇員賠償條例第282章”之規定，對受雇船員在**保險公司投保了人身保障和賠償險。之后再一次卸貨過程中，耿*良在機倉緊固舵機底座鏍絲時，左手食指被砸傷，中指亦受傷，因傷勢過重，受傷的左手食指被截掉一節。出院后，耿*良多次找**公司解決傷害賠償之事，均被拒絕。耿*良遂于1991年7月1日向大連海事法院提起訴訟，認為**公司與**公司簽訂的《雇用船員合同書》第十三條的規定，是**公司為了船員的利益而爭取到的船東對此種雇主責任的承諾。故要求**公司支付2184美元的保險賠償金，賠償工資損失4441.67美元和醫療費1145.45元人民幣。**公司辯稱：耿*良是經**公司而受雇于我公司的，不是我公司的直接雇員，與我公司無合同關系，故其不應直接向我公司主張權利。我公司與**公司簽訂的《雇用船員合同書》第十三條是無效條款，因此，我公司沒有賠償責任。耿*良應以其同**公司簽訂的《外派船員合同書》作為請求補償的依據。耿*良請求補償工資損失4441.67美元不合理，只應補償其49天的工資412.50美元。我公司為“佳靈頓”輪船員在**保險公司投保船員受傷的保障與賠償險，因保險公司對賠償有異議，故我公司無法按其要求給予補償。

大連海事法院認為，耿*良遭受傷害的事實發生在“佳靈頓”輪上，其在該輪上任大管輪，是雙方都不否認的事實，說明雇用關系的存在。耿*良在船上工作時左手食指被砸傷，本人無過錯，有權向**公司索賠因致殘減少的實際收入損失。本案系人身傷害侵權賠償糾紛案，法院應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案件損害賠償的具體規定(試行)》，計算耿*良的實際損失并做出了判決。

本案中為什么沒有從合同之債的角度去作出判決呢?

主要是由于

1.耿*良與**公司沒有合同關系，耿*良與**公司有合同關系。《雇用船員合同書》的合同主體是**公司與**公司，在內容上，**公司并不是代耿*良與**公司簽訂合同。耿*良是作為**公司的雇員來履行**公司與**公司間的合同義務的。因此，法院不能依據**公司與**公司的《雇用船員合同書》來處理糾紛。

2.**公司不享有人身傷害賠償的請求權。從**公司與**公司簽訂的《雇用船員合同書》第十三條的內容看，只是雙方約定船員在船期間的人身傷亡由誰投保和賠償，沒有約定在發生人身傷亡事故后，**公司應向**公司賠償。同時，本案遭受侵害的客體是耿*良的人身權利及與之相關的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故主張這種權利的主體只能是受害人本人，**公司不能取代。

3.按人身傷害侵權處理有法可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案件損害賠償的具體規定(試行)》第一條規定，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損害賠償案件，“傷殘者本人、死亡者遺屬均有權依法向有管轄權的海事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侵權人賠償損失。”

4.本案不應適用“香港雇員賠償條例”處理。耿*良的人身權利遭受侵害，具有海事優先請求權。按國際慣例和有關法律規定，處理這種糾紛應適用法院地法。耿*良在大連海事法院起訴，**公司亦應訴，故此案應適用該海事法院所在地應予適用的法律。同時，適用“香港雇員賠償條例”是**公司與**公司的合同中所約定的，對與**公司沒有合同關系的耿*良來說，不存在適用合同約定的問題，也就不存在適用“香港雇員賠償條例”的問題。

2、以勞動雇傭關系來解決船員人身損害賠償問題

天津海事法院審理的阮*勝、戴*友因與**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周*政、臺州市**濱海航運有限公司船舶作業致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一案，該案雖然上訴，但二審法院對一審認定事實及判決理由予以確認，原審法院認為，阮*勝與戴*友之間存在雇傭關系，阮*勝所遭受的人身損害是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造成的，戴*友作為雇主應對其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在審理船員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對于船員和船舶所有者之間的賠償糾紛按照侵權關系認定責任的分擔還是按照雇用合同關系認定，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應一概而論。當船員同船舶所有者簽訂了雇傭勞動合同，而且已經將勞動報酬協商確認，那么在認定損害賠償過程中，對于誤工費的數額就應該按照合同中約定的數額計算，如果約定了醫療保險和工傷險，就應該按約定的進行賠償，這是符合當前法律界公認的當事人約定優先原則的;但是如果當事人之間沒有報酬的約定，也沒有相應勞動保障制度的約定，作為船舶上從事服務的船員一旦因從事船舶作業發生人身損害，就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從侵權的角度去獲得賠償，涉及到的誤工費、交通費、醫藥費等費用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計算。

三、船員雇傭勞動合同的性質及船員合法權益的保障

船員和船舶所有者之間會訂立雇傭勞動合同，這種合同是勞動法中規定的合同形式還是民法通則中雇傭關系，尚沒有統一的規定，對于這類合同應由勞動法調整還是民事法律規范調整，在實踐中的操作不同。

具體分析勞動法中的勞動合同和民事法律規范中的雇傭勞務合同的區別我們可以看出，船員和船舶所有者簽訂的雇傭勞動合同實際上是屬于一種勞務合同，不屬于勞動法調整的范圍：

從合同主體來看，根據海商法規定船舶所有者包括船舶經營者和承租人，實踐中這些船舶所有人有的可能是自然人或者家庭，例如漁船的船主一般都為個人，而勞動法中規定勞動合同的用人主體必須是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者個體工商戶。而勞務合同的用人主體則更廣泛，除了上述單位外還可以是自然人或家庭。雇傭者的主體資格也不同，勞動合同的被雇傭主體一般有嚴格的年齡限制，特殊行業還要經過審批，而勞務合同的被雇傭主體只須具備民事行為能力就可以。

另外，勞動合同關系必須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而勞務關系完全通過合同雙方平等協商;終止或解除的條件也不同，解除勞動合同應當符合《勞動法》的規定，解除勞務合同關系的重要依據是雙方的約定，勞動合同與勞務合同關系的區別還表現在很多方面，如加班時間與報酬的限制的規定等等。

總體上來看，勞動合同從多方面更能夠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勞務合同則完全依靠被雇傭者和雇傭者之間的平等協商，而被雇傭者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其自身的合法權益在實際中經常得不到保障。那么作為被雇傭者，尤其是從事海上運輸的船舶上的勞動服務，由于海上運輸潛在的風險性，在同雇傭者訂立合同時，要充分注意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同時在勞動中介介入的情況下輸出勞務時，應該進一步規范中介服務行業的操作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