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術帶給我們新奇與方便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困惑與焦慮，有關“來電顯示”是否構成侵害隱私權的爭議，就是一個證明這種矛盾情形存在的很好例子。**公司開辦“來電顯示”業務，可以向被叫方顯示主叫方的電話號碼，對此情形給予的法律解說是“滿足被叫方的知情權”。但有人認為，自家的電話號碼屬于隱私，**公司未經其同意把電話號碼“來電顯示”給他人就是在侵犯其隱私權，并因此訴至法院。關注社會現象的專家學者們對此亦有不同見解：有觀點認為，隱私權保護與知情權保護應當協調，法律保護隱私權是有邊界的，為保護被叫方免遭騷擾電話，被叫方的知情權應處于優先保護的地位；與之對立的觀點則認為，在此種情形中知情權不能對抗隱私權，是否接電話是被叫方的權利，而是否告知電話號碼是主叫方的權利，“來電顯示”有強制交易的色彩，屬于一種侵犯隱私權的行為。唉，對于“來電顯示”這樣一種給人帶來生活方便的小小技術服務，當用知情權和隱私權這樣的法律術語給予抽象分析，并且又有許多專家學者介入其中把分析導向深奧時，我們生活中的困惑與焦慮實際上是被放大了。技術創新使我們不斷面臨新的生活場景，并迫使我們不斷調整生活規則。但是，新技術對既存社會關系的影響，可能并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移根動本，存在于生活盡處的根深蒂固的古老法則，可能在今天仍舊發揮著我們輕易不能察覺而又固定不移的作用。就“來電顯示”是否構成侵權的爭議來說，人類自有門以來的生活經驗法則就足以解決這個問題。在人類諸多偉大發明中，門，這個建筑部件是最有法律意義的，因為它用物質的形式把個人與社會、自家與他人區別開來，并由此產生了可能是最古老的處理私人與社會關系的法則，我把這個法則叫做“敲門規則”。敲門規則之一：你敲我家門，我有權知道你是誰門，除了阻風擋雨之外，還有兩個十分重要的社會作用：其一是劃分私人空間的作用，門里屬于私人空間，門外則是屬于社會空間；其二是聯系社會通道的作用，居于私人空間的人，要通過門與社會上的其他人發生聯系。如果門里的人主動與社會發生聯系，其如何做“門際選擇”，即站在門邊決定是否開門、何時開門以及如何開門，屬于其行為自由范疇。但是在門里人被動地與社會發生聯系的場合，如外人主動要進門與其發生社會聯系，“敲門”就是讓門里人進行門際選擇的必要前提。敲門的社會功能有三個：一是尊重功能，即尊重門里人對其私人空間的支配權，及其是否開門的選擇權；二是提示功能，即敲門人通過敲門，表示要進入門里人的私人空間；三是預測功能，即門里人可以根據敲門事實的發生，預測敲門人要進入其私人空間。從門的社會作用及敲門的社會功能，我們可以推導出在發生敲門時門里人有當然的知情權：既然尊重私人空間的支配權，就要尊重門里人的門際選擇權；要尊重門里人的門際選擇權，就必須尊重其知情權，其中最起碼的就是知道敲門人的身份。如果門里人不知敲門人是誰的話，對外人敲門的真實意圖就更無從得知，其門際選擇的權利就不能真正實現；如果任外人肆意敲門而無從得知其身份，其用來保護安全和寧靜的門就形同虛設。至此，只要我們引入私人空間和社會空間的概念，并把“來電”視為介入被叫方私人空間的主叫方行為，同時認識到來電鈴聲具有與敲門一樣的尊重功能、提示功能和預測功能，就很容易理解要求“來電顯示”是被叫方的一種當然的知情權，是私人空間控制者應付外部事務意外介入的一種最為起碼的權利。私人空間或私人領域的支配權，既包括對私人空間安全與安寧的保有權，也包括對外人、外力、外部信息的拒絕權或選擇權。電話是一種社會聯系的信息傳遞工具，也是私人空間和社會空間發生交會的工具。打給被叫方的電話，實際就是主叫方以信息傳遞方式介入被叫方的私人空間，激活被叫方的寧靜狀態，并促使其就如何行使私人空間支配權作出選擇。此時，被叫方作為私人空間支配者，當然有權知道介入其私人空間的來電者身份。電話號碼可以用來識別身份，因而電話號碼可屬于身份信息。在以電話為交流手段時，電話號碼是表示主叫方身份的最基本的信息。在來電時知曉主叫方的電話號碼，這是私人空間被介入時，被叫方當然擁有的知情權利。可見，被叫方對來電號碼的知情權不是一種比較優勢權利，即不是和其他權利進行比較權衡后才受到優先保護的權利，而是由私人空間必須受到尊重的基本權利派生出來的權利。因此，**公司開辦“來電顯示”業務，就好比在被叫方的門上安裝一個瞭望孔，既不是一種強制交易活動，也不是侵害主叫方隱私權的行為，而是為實現擁有電話者的私人空間支配權及其派生的知情權所提供的技術手段和服務，其道德合理性和合法性是無可指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