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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要不能滿足

嚴格來說，當我們論及犯罪動機來自于人的需要的時候，實際上意味著犯罪動機來自于人的需要的不能滿足。蘇聯法學家庫德里亞夫采夫說過：“違法者認為，現實條件沒有充分保證滿足他的實際需要或者臆想中的需要。這就是違法者實施違法行為的動機的基礎。”

在社會生活中，每個人總是存在著多種不同的需要，包括生物性的和社會性的，物質性的和精神性的，而且還會不斷產生新的需要。不管何種需要，實際上都會因為社會條件和個體自身條件的制約，不可能都得到滿足。就范圍而言，許多需要的滿足超出了社會和個體的條件所能達到的界線;就程度而言，需要本身具有無限性特征，需要的滿足無止境。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人的許多需要難以滿足是正常的現象。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人在需要得不到滿足時會產生挫折感，表現為焦慮、緊張和不安等。這些心理反應往往會產生某種動力，促使人去做出一定的行為，其中包括犯罪行為，以求實現需要的滿足或替代性滿足。所以，與一般行為動機的形成機制一樣，犯罪動機的形成總是首先基于人的需要的不能滿足，欲求不滿是犯罪動機形成的第一個條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什么因素或刺激引發人的犯罪動機和犯罪行為，都是通過激發需要不滿而發揮作用的。

有學者認為，“犯罪動機的形成需要兩個條件：

一是犯罪人的需要必須達到一定的強度;

二是必須存在合適的外界誘因。……犯罪動機是犯罪人達到一定強度的需要與滿足這種需要的外界誘因相結合，共同作用下產生的。”上述觀點意味著，需要和誘因(或外在刺激)是促使動機產生的并列因素，似乎犯罪人先有了需要，再加上誘因，就會形成犯罪動機。

這是對人的行為動機產生原理的誤解。事實上，人的行為動機總是基于人的需要，誘因的作用僅僅是激發需要的產生，誘因總是通過轉化為需要而對人的動機產生作用，它不可能直接對人的動機產生發揮作用。需要和誘因并不是并列關系，而是促進或遞進關系，即誘因促進需要的產生，需要是誘因的遞進。需要的來源很復雜，它可以是個體內在驅力的表現，也可以由外在刺激(誘因)直接激發。無論如何，需要和誘因不可能共同成為動機形成的并列條件。

(二)缺乏調節能力

需要產生以后，如果不能得到滿足，人會因為挫折感的產生而激發行為的動力，其中就包含著犯罪的可能。但如果個體具有相應的道德和法律素質和心理適應的能力，能夠調節自己的需要結構，就不會導致犯罪行為。在需要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個體既可以謀求以新的其他合理途徑來實現需要的滿足，即改變策略，也可以另一種能滿足的需要來替代(補償);個體既可以壓抑和克制自己的需要，或對需要進行再認識，降低抱負水平，也可以通過心理防衛機制，采取妥協性的措施，如文飾、表同等，使自己免受因挫折帶來的焦慮和緊張，從而避免產生一些過激行為，走向犯罪。可見，需要雖然是犯罪行為的基礎，但“就行為的評價來說，重要的不是需要本身，而是滿足它們的形式和方式;不是要求本身，而是個人對它們的認識和接受水平。”[1]具有良好心理素質和社會教養水平，亦即具有良好自我調節水平和能力的人，在需要得不到滿足，產生挫折感時，往往會正確對待需要以及需要的不滿足，抑制犯罪動機的產生，避免犯罪。

總之，如果個體具有調節能力，不管何種需要得不到滿足，均不會使人形成犯罪動機。因此，缺乏調節能力，是形成犯罪動機的一個重要條件。在限于主客觀條件的影響，人有許多需要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調節能力的培養和提高應該成為預防犯罪動機形成和犯罪行為發生的一個重心。這也是探討犯罪動機的價值所在。

有學者把犯罪動機的形成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1.需要與抽象的犯罪手段和侵害目標相聯系而形成犯罪意圖;

2.犯罪意圖與具體的犯罪手段和侵害目標相結合而形成犯罪決意;

3.犯罪決意形成后進行犯罪預備。

這種觀點把犯罪動機形成過程分成“犯罪意圖——犯罪決意——犯罪預備”三個階段，忽略了犯罪動機形成過程中一個最大、最切實的問題，即究竟是什么因素最終推動了犯罪動機的形成?為什么面臨同樣的需要不滿的情形，有些人形成了犯罪動機，而有些人并沒有形成犯罪動機?筆者認為，離開了行為人基于道德品質、法律修養、心理素質而存在的調節能力，就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釋上述問題。“犯罪意圖——犯罪決意——犯罪預備”模式，只是反映了犯罪動機形成的表面的、形式的過程，而沒有深入到犯罪動機形成過程中行為人的心理活動的變化內容以及產生這種變化的根源。因此，這種提法無助于我們對犯罪動機形成的心理機制的真正了解，自然也無助于我們在預防犯罪動機形成，從而預防犯罪行為發生方面的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三)采用犯罪手段

顯然，需要得不到滿足并不會導致犯罪。只有當需要受阻時，個體缺乏調節能力，才有可能形成犯罪動機，走向犯罪。但這也只是一種可能性。個體在需要受阻且缺乏調節能力的情況下，也有可能變得消沉，或采取非理性的但卻不違法的消極行為來解決困境。只有當個體謀求以反社會的犯罪的手段和方式來滿足需要時，才會形成犯罪動機。所以，犯罪動機的形成是缺乏自我調節能力的人在需要不能滿足時，謀求以反社會的違法犯罪手段和方式來滿足自己需要的結果。

上述三點，可以說是犯罪人犯罪動機形成的心理歷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犯罪動機的形成，并不意味著犯罪行為的必然發生。犯罪行為的背后有其犯罪動機，但是犯罪動機形成后也有可能不發生犯罪行為。沒有犯罪動機就不可能有犯罪行為，但是沒有犯罪行為照樣可以存在犯罪動機。犯罪行為有依存性(依賴于犯罪動機)，而犯罪動機則具有獨立性(它可以離開犯罪行為而獨立存在)，這是關于人的動機和行為關系的基本原理。

然而，學界有一些背離這一原理的說法，如：“犯罪動機一經產生，就必然要推動犯罪人實施犯罪活動，直至犯罪目的的實現。”這種觀點否認了犯罪動機在犯罪行為發生前單獨存在的可能性。從犯罪行為發生的心理機制來看，個體犯罪行為的發生，要經歷從需要到犯罪動機再到犯罪行為的過程，也就是一次被動的需要分化過程和兩次主動的方向選擇過程。這其中，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及當時所處的客觀環境和條件都會對這個過程產生影響，從而使人的需要不見得一定發展到犯罪動機，而犯罪動機也不見得一定發展到犯罪行為。

從需要分化的角度看，需要的產生往往是個被動的過程，個體無法主動控制。但需要產生后，往往會隨主客觀條件的不同而分化為兩極，即可以滿足和無法滿足，或可以用合法途徑加以滿足和難以用合法途徑加以滿足。這里，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有三方面：一是法律規定，即有些需要因法律規定而無法滿足;二是需要強度，即同樣的需要，因強度不同，可能其發展方向完全不同;三是個體的財力、權力、能力等，即同樣的需要在不同的個體身上，其最終實現滿足的情形完全不同，有些人因自身各方面條件較差，滿足需要的方向可能發展到另一個極端。

從方向選擇的角度看，雖然需要的產生是被動的，但從需要發展到犯罪動機，再從犯罪動機發展到犯罪行為，則是一個積極主動的過程，個體可以自己主動選擇，是做還是不做，怎么做，怎樣對待需要;自己的需要朝那個方向發展，抑或克制，這些都是可以借助于個體自身的調節能力而加以選擇的，可以體現出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因此，需要不滿并不意味著一定形成犯罪動機;而即便是犯罪動機形成后，也并不意味著一定發生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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