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犯作為近代刑法的一個新課題，自從其理論提出至今，對于危險犯這一概念，學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并且在某些問題上分歧較大。但在我國，自從危險犯這一理論于上世紀80年代末傳入以來，便與犯罪既遂形態結下了不解之緣。無論關于危險犯的其他問題爭論的如何激烈，危險犯屬于犯罪既遂形態這一理論均為各方學者所接受，以至于各高校的刑法教科書幾乎千篇一律的采用這一觀點。但如果從理論角度并結合實例，我們不禁會問危險犯難道就是既遂犯，不存在別的犯罪形態了嗎？一、通說觀點及其依據目前，我們刑法學界的通說認為，危險犯“是指行為人實施的行為足以造成危險結果發生的危險狀態，嚴重結果尚未發生，即構成既遂的犯罪”，或者更為簡潔的稱之為“以行為人實施的危險行為造成的法律規定的發生某種危險結果的危險狀態作為既遂標志的犯罪”.根據這一理論，危險犯理所當然的與行為犯、結果犯一道被認定為既遂犯了。通說所持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凡刑法分則條文規定的犯罪都是以既遂為標本的.因此，區分犯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就在于行為人的行為是否齊備了刑法分則所規定的全部犯罪構成要件，就危險犯而言，只要該行為已經造成了一定的危險狀態就已經滿足了刑法分則規定此類犯罪所需的全部構成要件，就已經成立犯罪既遂。因而危險犯屬于既遂犯。第二，刑法分則條文規定的犯罪之所以是以既遂為標本的，是因為：刑法總則中已明文規定對犯罪未遂可以比照犯罪既遂從輕或減輕處罰，分則條文還有必要為其專門規定獨立的法定刑嗎？既然刑法分則均有獨立的法定刑，這就再清楚不過地從反面證明：刑法分則中規定的犯罪（當然包括各種危險犯、行為犯等）的確不是未遂犯，而是既遂犯。第三，刑法中大多數危險犯是由實害犯的未遂犯轉化而來，而立法者之所以將這些本屬于未遂形態的犯罪提升為犯罪既遂，并在刑法分則中單列出來作為一類犯罪，原因就在于這些犯罪具有特別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只有將其犯罪既遂的標準提前到犯罪的實行階段，才能給予其嚴厲的打擊。二、對通說的質疑筆者認為通說的觀點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依通說觀點，即假設危險犯都屬于犯罪的既遂狀態，那么就是否定了危險犯存在中止和未遂形態。可是，筆者就此產生了質疑。先以一個案例開始：某案中劉某為打一把刀片，將一根長44厘米，粗2.5厘米的鐵棒用鋼絲繩捆綁在京廣線鐵軌一側，想用火車把棒壓扁。他已經將鐵棒捆綁一半時，突然被巡邏人員發現而抓獲。根據有關部門科學鑒定，劉某如將鐵棒捆牢后確實存在使火車傾覆、毀壞危險.分析這一案例，我們很清楚的發現，若劉某將鐵棒捆綁完畢，毫無疑問，出現了法定危險狀態，依刑法分則116條破壞交通工具罪論處，但事實并非如此，雖劉某已經開始著手犯罪，但由于被巡邏人員抓獲而未完成，依據刑法關于犯罪既遂與未遂形態的認定，劉某不具備全部的犯罪構成要件，應屬于未遂形態。這就出現了矛盾：一方面，此類犯罪屬于危險犯，理論上應屬于既遂犯，另一方面，又由于犯罪構成要件不全而處于未遂的形態之中。對于這樣的犯罪不定為危險犯的未遂形態對劉某公平嗎？同樣道理，既然存在危險犯的未遂形態，那么若犯罪行為人自動停止其犯罪活動，或者自動有效的防止危險結果的發生，就一定存在危險犯的中止犯了。僅從這個案例，就可以看出通說觀點的確是存在問題的，在此，筆者對通說理由的評析如下：第一，如果說在一些外國的刑法中，其刑法分則關于各種具體犯罪的規定的確是以既遂犯為模式構建的話，在我國刑法中，“凡刑法分則條文規定的犯罪都是既遂為標本的”這個結論卻不成立。因為在一些外國刑法中，是以處罰既遂為原則，處罰未遂為例外的。我國則并非如此。這是因為：其一，我國新刑法總則中關于犯罪未遂等的處罰規定原則上適用于各種犯罪，這其中也包括危險犯，并且處罰未遂犯也不以刑法規定條文為限；其二，就分則而言，對各種犯罪規定的法定刑刑幅較大，可以適用各種形態的犯罪。可見，此觀點之所以錯誤，顯然是因為只是簡單的移植了某些外國的刑法理論的結論，但未做深入分析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