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制度上的探索讓
廣東省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成了新聞焦點。
東莞市兩級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案件中,提倡對民事部分進行調解,并對作出經濟賠償的
被告人給予從輕處罰。用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陳斯的話說,東莞市兩級法院希望通過對這種賠償機制的探索,再輔以
國家賠償,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維護。
據了解,截至目前,在東莞市兩級法院已有超過30宗
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通過“賠錢”獲得了“減刑”。
然而,這一做法經當地媒體披露后,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支持和反對之聲幾乎“勢均力敵”。
1月31日,記者赴東莞進行了深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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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澄清
?? “賠錢減刑”純屬誤解
“并不是所有案件被告人對被害人作出賠償后,法院就給予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對于一些犯罪手段極其惡劣,犯罪后果極其嚴重,論罪應當判處
死刑立即執行的惡性案件,即使被告人對被害人作出賠償,法院也不會考慮給予從輕處罰。”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陳斯一見到記者,首先作了澄清:“‘賠錢減刑’的說法不符合法律的規定,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錯誤的,現實中也不存在這種情況。”
陳斯告訴記者,能夠適用這種作法的,大多是非蓄意的犯罪案件,法院這樣做是“可以找到依據的”。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中要求,要堅持寬嚴相濟、確保社會穩定,同時,在“保留死刑但嚴格控制死刑”思想指導下,東莞市兩級法院對于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的,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于因婚姻家庭、
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的案件,因被害人過錯引發的案件,案發后真誠悔罪并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案件,慎用死刑立即執行。
????一個事例
????搶劫殺人賠5萬判死緩
陳斯拿出一封感謝信給記者看,信是一位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寫給案子的主審法官謝冠東的。在陳斯看來,這個案子很具有典型性。
2005年11月1日21時許,被告人王某、賴某、周某搶劫并致被害人蔡某死亡。在檢察機關提起
刑事訴訟的同時,被害人的家屬也依法提起了附帶民事訴訟。
蔡某是家里惟一的勞動力,上有年近八十歲的母親,下有正在讀書的女兒,該案的發生直接導致這個家庭陷入困境,女兒也因此面臨失學……謝冠東了解到被害人蔡某家的這些情況后,多次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細致的調解。
謝冠東告訴記者,指導他調解此案的思想就是司法為民的原則和案結事了的理念。
經過不懈的努力,雙方終于就民事賠償達成一致的意見。被告人王某家屬先行賠償原告5萬元人民幣,原告對此結果表示滿意。同時被告人也對自己的行為作出了深刻的懺悔,表示要痛改前非,并積極對被害方作出賠償,獲得被害方一定程度上的諒解。最后,法院依照法律對被告人王某作出一定程度的從輕處罰,一審判處王某
死刑緩期執行。
“還有一些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中,被害人親屬基于自身經濟條件的考慮,主動與被告人進行賠償協商,在得到被告人的賠償后,與被告人達成諒解,并請求法院對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陳斯說,遇到這種情況,法院從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關系,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角度,在適用法律時,最終會體現法律的人文關懷。
????相反聲音
????有違公平公正原則
然而,法院這一做法,也引來不同的聲音,這就是陳斯所稱的“誤解”。
記者在東莞街頭隨機采訪后發現,這種誤解在非法律職業群體中,比率還挺高。
IT業者李西櫟用“氣憤”二字概括了他的感受。“我的鄰居無照駕駛撞死一個騎自行車的人,要坐牢,后來調解花光了他所有的錢,大概十幾萬,就沒事了。這樣看來,罪犯該接受什么樣的懲罰決定因素就是錢,而不是事件本身,難道交不起錢就不給減刑?主動悔罪是可以裝的,但減刑是真的,這就是問題所在,還是錢在作怪。” #p#分頁標題#e#
企業會計杜青則擔心,受害人的權利受到了同樣的侵犯,但施害者接受的刑罰卻因為“錢”而有所區別,這是否與公平公正的原則相背離?是否會造成有錢人犯罪無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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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專家????賠錢和減刑分開看
記者調查發現,普通百姓的“義憤填膺”,并沒有影響法學專家對問題的客觀分析。
“這不是東莞的創舉,早在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四條和第五條第一款中,就已經有相應規定了。”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洪道德告訴記者。
????記者找到了這一司法解釋。
規定是這樣寫的: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東莞市的做法使這個司法解釋更加明朗了。”洪道德認為,此舉符合世界刑法的發展潮流。
為什么普通百姓對所謂的“賠錢減刑”那么反感呢?目前正在
最高人民檢察院掛職、擔任
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家弘分析說,是因為“人們在觀念上存在誤區”,認為“對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就該進行報復,讓他償命”。
何家弘說,其實,我國刑事法律的指導思想是少殺、慎殺,能不殺的就不殺,刑法懲罰的是犯罪行為,而不是犯罪人。何家弘告訴記者,案件往往給被害人家庭帶來一些非常現實的問題,如何讓被害人及其家人盡快走出陰影,是法律的應有之義。被告人從經濟上賠償被害人,對被告人來說,也是一種經濟處罰。如果能通過對被告人的經濟賠償,達到對被害人家庭的救助目的,應該說,對被害人是有好處的。
“這樣做不會造成不平等也不會出現‘用錢買刑’的現象。”洪道德從法律上分析了人們這種擔心的不必要,“因為平等是相對的,而且此辦法的實施以被害人的同意為前提,同時還少不了被告人的同意”。
何家弘認為,賠錢和減刑應該分開來看,不應該聯系起來。賠錢不是法定的減輕處罰的情節,錢也不可以成為減刑的交換條件。把賠錢和減刑聯系起來,就大錯特錯了。“如果把兩種行為分開來看,這種辦案思路值得提倡。”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