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無錫市南長區房地產經營公司(以下簡稱房地產公司)。
原告：上海浦東國有資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投公司)。
被告：恒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恒通公司)。
第三人：無錫新江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江南公司)。

第三人新江南公司系以發起設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原、被告均系新江南公司的投資股東。在新江南公司8000萬元股本金中，被告恒通公司持有股份4400萬元，原告房地產公司及國投公司分別持有1450萬元、400萬元。1997年5月4日，新江南公司董事會會議決議任命恒通公司張少杰為董事長、法定代表人，并由張少杰董事長提名任命恒通公司石桂祥為總經理。其后，恒通公司向新江南公司借取了大量資金。1998年8月20日，恒通公司、新江南公司簽訂《債權債務處理協議書》，確認恒通公司至1998年6月30日結欠新江南公司3971萬元，新江南公司同意恒通公司以深圳上水徑工業區廠房、宿舍作價抵償，抵償房產包括上水徑工業區第13號廠房2-5層7724.4平方米、作價1390.392萬元；第10號宿舍樓4900平方米、作價1274萬元；第9號宿舍樓2-8層4400平方米、作價1144萬元；第12號宿舍32間872.64平方米、作價226.8864萬元，共4035萬元。房產與債務沖抵后的余額64.2784萬元作為過戶費用等。簽訂協議后，第13號廠房于11月6日被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海南高院)查封，并于2000年4月27日強制執行給海南廣州民航貿易公司。其余房產由恒通公司于1998年12月24日過戶給新江南公司。新江南公司1998度財務工作報告提及“與恒通公司進行了債權債務處理，恒通公司將位于深圳上水徑工業區廠房7724平方米、宿舍10170平方米共計作價4035萬元抵償所欠公司債務。”1998年11月28日，新江南公司董事會會議決議同意公司1998年工作報告中關于與恒通公司資產置換的方案，授權公司經營班子進行操作。房地產公司及國投公司稱此并不表明其他股東認可該協議，相反，1999年5月6日，新江南公司董事會會議決議責成經營班子多方設法盡快解決深圳上水徑房產的產權問題，產權過戶后迅速組織評估，評估后如價值縮水，以恒通公司股權沖抵。1999年8月12日，新江南公司律師馮駿代表新江南公司致函恒通公司，稱恒通公司用于抵債的第13號廠房2-5層已被海南高院查封，其對新江南公司仍負有1390.392萬元債務等。2000年3月7日，新江南公司監事會召開會議決定對抵債房產進行評估，其后新江南公司遂委托無錫恒茂房地產中介評估行(以下簡稱恒茂行)評估，其價值為2516.88萬元。2000年4月17日，新江南公司非控股方代表陸鎖寶向恒通公司發函，認為恒通公司利用擔任新江南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的優勢地位，與新江南公司進行大量關聯交易，恒通公司作價4035萬元的抵債房產，評估價值僅為2516.88萬元；再扣除被海南高院查封的房產，恒通公司尚有2488.07萬元債務未償還給新江南公司。因恒通公司為控股公司，新江南公司稱無法起訴恒通公司；經新江南公司非控股股東特別會議決定，委托房地產公司及國投公司作為非關聯方股東代表行使訴權。因恒通公司對恒茂行評估報告有異議，法院在訴訟中委托具備房產評估資質的深圳市宏廈房地產交易評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宏廈公司)對恒通公司已抵償給新江南公司的房產(扣除被海南高院執行部分)以1998年8月20日為基準日進行評估，其評估價為1119.74萬元；評估費用19800元，已由原告墊付。

原告房地產公司、國投公司向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稱：恒通公司利用派員擔任新江南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的優勢地位，進行了大量危及公司生存和其他非控股股東利益的關聯交易，至1998年6月以各種方式從新江南公司借出或抽走資金達3971萬元。1998年8月，恒通公司未經新江南公司董事會、股東會議決議同意，再次利用優勢地位與新江南公司簽訂《債權債務處理協議書》，以低值高估的房產抵償所欠新江南公司債務。請求確認恒通公司利用優勢地位進行關聯交易的行為構成對原告的侵權，判令恒通公司返還給新江南公司2851.26萬元。

被告恒通公司答辯稱：其與新江南公司未進行過關聯交易，雙方債權債務已于1998年8月20日通過簽訂《債權債務處理協議書》得以解決。其已按約將大部分抵債房產過戶給新江南公司，少量房產未能過戶是因被海南高院查封。追究我公司違約責任的合同權利人應是新江南公司，房地產公司及國投公司并無訴權。請求駁回原告起訴。

第三人新江南公司述稱：房地產公司及國投公司訴稱屬實。其同意原告的訴訟主張。

審判

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恒通公司與新江南公司于1998年8月20日簽訂的債權債務處理協議書，除其中約定恒通公司以房產作價抵償給新江南公司屬控股方恒通公司對新江南公司實施控股行為且損害被控股公司及非控股股東利益，違背公平、誠實信用原則而應認定無效外，其余條款不違反法律及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應為有效。恒通公司雖將部分房產用于抵債并過戶給新江南公司，但抵償房產價值僅為1119.74萬元，已給新江南公司造成損失，損失額應為2851.26萬元。恒通公司明知自己居于控股地位，但為牟取本公司利益而對被控股公司實施以低值高估的房產進行抵債，其行為已構成對新江南公司及其他非控股股東權利的侵害。恒通公司應賠償由其侵權行為給新江南公司造成的損失2851.26萬元，并應給付房地產公司及國投公司墊付的評估費用19800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第(七)項、第一百一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三十條之規定，該院于2000年9月26日作出如下判決：

一、恒通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給付新江南公司2851.26萬元及利息(自1998年8月20日起按同期銀行逾期貸款利率計算)。

二、恒通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給付房地產公司及國投公司墊付的房產評估費19800元。

宣判后，恒通公司不服，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同時申請減免二審案件受理費。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查未同意其申請，并限期其交納二審案件受理費。但恒通公司逾期未交納。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款，《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第十三條第二款之規定，于2000年11月20日作出如下裁定：

本案按自動撤回上訴處理，原審判決即發生效力。

評析

本案系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之間因關聯交易損害股東利益而引發的新類型糾紛，其爭議焦點是訴訟主體的確立、關聯交易及責任的認定。

新江南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其設立形式屬發起設立方式。恒通公司是新江南公司的最大股東，且其持股數已達到公司總股本數的一半，經過公司董事會決議任命了恒通公司的人員為公司的董事長及總經理，因而恒通公司已成為新江南公司的控股股東，并實際控制著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活動。恒通公司利用控股股東的優勢地位，從新江南公司借取大量資金，此行為已構成對公司利益及其他股東利益的威脅。其后，恒通公司又以低值高估的房產作為抵償上述債務的財產，與公司簽訂抵債協議，對公司及其他股東利益造成現實的損害?！吨腥A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對公司的關聯交易作了一些規定，如董事、經理不得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不得自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同類的營業或從事損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動等。但是未明確將公司與其股東之間的交易作為關聯交易。而從我國《公司法》規定來看，在以發起設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東均與公司有著關聯性，與通過公開交易場所購得公司股份的上市公司股東不同，因此公司與其股東所進行的交易應作為關聯交易處理。從國外立法來看，法國公司法第五十條即規定，公司股東與公司之間直接或間接通過中間人達成的任何協議應由股東會批準，且該股東不能參加表決，否則，對契約給公司造成的不利后果，要根據情況由股東個人承擔責任或負連帶責任。故恒通公司的行為可認定已經構成對公司及其他股東的侵權。

《公司法》第三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是全部資本分為等額股份，股東以其所持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的。因而股份有限公司的民主是股份的民主、資本的民主。在以發起設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它以一股一票制為基本原則，每個股東所擁有的表決權同其所持股數量成正比，這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資合性”所決定的。大股東不當操縱的防止，弱小股東合法權益的維護，是真正實現公司民主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在決定公司事務時，持有多數股份的股東(大股東)較持有少數股份的股東(小股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這是無可非議的，但大股東不能濫用這種優勢地位，直接或間接地為自己謀取私利，而損害小股東的利益。我國《公司法》第一條即規定，其立法宗旨之一是為了“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使其合法權益受保護的“股東”如何解釋，是公司大股東的利益還是小股東的利益，沒有更詳細的法律規定及司法解釋。因而在股份有限公司的內部制衡當中，確有一個防止大股東不當操縱公司的問題。這涉及到當股份有限公司的小股東正當權益被侵害時，如何保護這些小股東的利益，即小股東是否有訴權、如何行使訴權《公司法》對此未作出明確的規定，其他法律及司法解釋也無相應規定。但從國外司法實踐來看，均有所突破。對于大股東對小股東的責任，美國公司法實踐中即擴大了信托責任(fiduciary duties)的適用范圍，不僅董事對公司及其股東負有“忠實義務”，而且實際控制公司的股東，即所謂“有控制權的股東”(controlling sharehold-er)對少數股東亦負有“受托責任”，當有控制權的股東違反這一義務時，少數股東有權對有控制權的股東直接提起訴訟。英國則在“東潘多鉛礦公司訴麥瑞威澤案” (East Pant Du MiningGo.V.Merry Weather)確立了一個原則：即如果董事或控股股東的某些不正當行為損害了少數股股東的利益，且由公司出面起訴屬不可行，則少數股股東中的任何一員即可以他以及其他受害股東的名義，代表公司起訴。小股東的訴權是一種派生訴訟(derivative action)，即控股股東的行為侵害的是小股東的公司性權利，而不是個人性權利。這種訴訟是從公司的訴權中派生出來的，公司才是真正的原告，少數股股東僅是名義上的原告。在處理當事人方面，英國的司法實踐是少數股股東是名義上的原告，公司是名義上的被告，董事或其他控股股東是真正的被告，判決是由真正的被告向名義上的被告為一定的金錢給付義務。

參照國外立法例及司法實踐，本案在新江南公司表示無法向控股股東恒通公司提起訴訟的情況下，房地產公司及國投公司經過少數股股東的決議，代表他們提起訴訟。由于恒通公司的行為直接侵犯了新江南公司公司的利益，并間接侵犯了其他小股東的利益，因而將恒通公司作為直接被告，而將新江南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與當事人間的過錯及侵權行為人的地位是相適應的，也與我國司法實踐相一致，因為新江南公司也是權利被侵害的主體。這樣處理，既解決了訴訟主體問題，又維護了少數股股東及公司的合法權益。

出處: 人民法院案例選. 二○○二年第二輯(總第40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