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29日，張某攔住一輛正在行駛的1路公交車，待公交車停穩后，張左腿剛上到公交車上，在抬右腿上車時，后面的一輛昌河出租車突然直沖車門撞過來，出租車的前保險杠撞在了張的右腿上，把張撞倒在公交車上，造成張右小腿下段開放性骨折。經交警部門作出責任認定：出租車駕駛員何某無證、酒后駕駛，應負主要責任，因車主李某未按規定將車停在出租公司，擅自停放在馬路邊上未鎖車，致使其朋友何某酒后駕駛，應負次要責任，公交車駕駛員孫某未按規定停車應負次要責任，張不負此事故責任。事故發生后，張的傷情經鑒定為九級傷殘，各項損失合計為20039.34元。其子張某某于2003年4月1日以張的名義與公交公司簽訂一份協議書，約定由駕駛員孫某一次性賠償張茂林2200元，協議簽訂后，張某某領取現金2200元用于其父張治療。張因不同意該協議向人民法院起訴。

人民法院認為，張向孫駕駛的公交車招手表示搭乘該車的行為是向對方發出的要約，孫駕駛該車?？窟^來打開車門，讓張上車是對其要約的承諾；張踏上了公交車，按照城市公交客運交易習慣，張與公交公司形成了客運合同關系。公交公司以張之子已經同意調解協議為由主張不承擔責任，理由不成立。因為該協議是張某某在沒經其父委托的情況下達成的協議，事后張不予追認，應視為協議無效。公交公司作為承運人對運輸過程中旅客的傷亡承擔賠償責任，然后可以向該交通事故其他責任人追償。孫駕駛公交車屬于執行職務行為，個人不應承擔賠償責任。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八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九十條、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三百零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百零一條之規定，判決：公交公司賠償各項損失共計人民幣23502.94元（已支付2200元可予扣除）。

　　一審判決后，公交公司不服，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原審認定客運合同成立正確。張某某在沒有張委托授權的情況下以其名義簽訂了賠償協議，由于沒有張的授權，張某某代理簽訂賠償協議屬于無權代理。張在得知該協議后一年內主張公交公司承擔全部賠償責任，是對該協議行使的撤銷權，依法應予支持。原審認定事實基本清楚，除誤工損失部分計算有誤應予變更外，其余部分均無不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變更判決為：公交公司賠償張茂林各項損失20039.34元（實際執行時已支付的2200元應從中扣除）。

分析如下：

　　一、本案涉及不真正連帶債務問題。原告張在乘坐公交車過程中因第三人侵權而受傷，這類糾紛在客運合同成立的前提下，形成了不真正連帶債務。所謂不真正連帶債務，是指不同的債務人基于不同的債的發生原因，對于同一債權人均有相同的給付內容，當某一債務人履行了給付內容后，另外的債務人因為債權人的利益已經得到實現，而免除對債權人的給付。

　　二、本案爭議的主要焦點集中在張和公交公司之間的客運合同是否成立，這一爭議涉及應如何認定城市公交運輸合同的成立，關于客運合同的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客運合同自承運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者另有交易習慣的除外?！?/p>

　　一般的客運合同以承運人向旅客交付客票為合同成立的要件，而本案屬于城市公交運輸中產生的糾紛，按照公交車的交易習慣，不提前預售某班次車輛的車票，而是乘客先上車，然后再購票或自動投幣，這一習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與一般客運合同乘客提前購票、持票上車的規定顯然不同，故不應再以承運人交付票證作為合同成立的條件。一般情況下，公交車的運輸線路、停車地點、車票價格相對固定且為公眾所知曉，這些即可成為公交運輸合同的主要內容，乘車人和公交公司在均明知上述內容的情況下，乘車人乘坐公交車，其招手要求停車即是作出要乘坐該路車的意思表示，應是一種要約行為，司機在看到乘車人的意思表示后停車允許其上車，應是對要約作出的承諾，雙方的客運合同即可成立，因本案張在完成上述行為后已踏到了公交車上，故雙方已經形成了客運合同關系。

　　三、張之子代簽協議行為的效力應如何認定。事故發生后，在交警部門處理期間，張之子以其父親的名義和公交車司機達成了調解協議，實踐中，這種家屬代表受傷者簽訂協議的情況時有發生，而且，往往委托手續不完備，對于這種協議的效力，如果不存在顯失公平或欺詐脅迫等行為的，應認定傷者家屬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確認合同有效。本案因張在簽訂協議時沒有其父授權，協議確定的賠償數額明顯低于損失數額，屬于顯失公平的協議，張一直受傷住院，在其出院后即主張要求確認合同無效，并要求公交公司賠償，故可以據此認定其主張撤銷其子所簽調解協議，一二審均認定調解協議的效力待定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