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公安機關破獲的新型毒品犯罪逐漸增多，由于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量刑標準，法院在量刑尺度上很難把握，各地掌握也不一樣。
　　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近日聯合下發了《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就目前國內毒品犯罪中常見、突出的九種新型毒品犯罪統一了定罪量刑標準。
　　意見有哪些新內容？對于毒品案件的辦理將會產生哪些影響？記者今天采訪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五庭庭長高貴君。

　　統一新型毒品犯罪定罪量刑標準

　　意見就目前國內毒品犯罪中常見、突出的九種新型毒品犯罪統一了定罪量刑標準，并指出上述毒品品種包括其鹽和制劑。“這就解決了司法實踐當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大難題。”高貴君說。
　　意見規定的毒品案件定罪量刑的數量標準是綜合考慮各類毒品的濫用和犯罪情況、毒品依賴性、對人體的危害程度及其與海洛因的折算比例等方面因素而確定的。
　　自1996年我國首次發現濫用苯丙胺類興奮劑以來，這類毒品迅速在國內傳播、蔓延。
　　意見沿用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10日起施行的《關于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準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條中第一項有關苯丙胺類毒品的數量標準(低于與海洛因折算的數量)，并把它列為9種毒品中的第一種。
　　由于苯丙胺的衍生物種類繁多，新的衍生物還在不斷出現，有的衍生物只有化學分子式而沒有名稱，有的衍生物則不屬于毒品，并且刑法規定了甲基苯丙胺(冰毒)的數量標準，意見將苯丙胺及其屬于毒品的衍生物統稱為“苯丙胺類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
　　意見考慮到氯胺酮、美沙酮、安眠酮這3種毒品的依賴性和危害性程度、濫用情況及其醫療作用，為了避免打擊面過大，對于3種毒品，確定了高于海洛因折算量的數量標準。
　　三唑侖(海樂神)、氯氮卓(利眠寧)、艾司唑侖(舒樂安定)、地西泮(安定)、溴西泮等5種毒品，屬于苯二氮卓類鎮靜安眠的精神藥物。其數量標準則是按照毒品的藥理學分類及其與海洛因折算的數量確定的。
　　高貴君介紹，對于國家管制的刑法和司法解釋尚未明確規定數量標準的精神藥品和麻醉藥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規定，應由有關專業部門確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多少、吸毒者對該毒品的依賴程度，充分考慮其癮癖性、戒斷性、社會危害性等酌情量刑。
　　“因條件限制不能確定的，可以參照相關毒品非法交易的價格等因素，決定對被告人適用的刑罰。除非在數量上和毒性上超過有數量標準的毒品外，一般不宜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高貴君說。

　　八種情形下可推定被告人“主觀明知”

　　毒品犯罪是隱蔽性非常強的一類犯罪，取證比較困難，過去實踐中法官只能根據經驗和以往的習慣來判斷被告人是否“主觀明知”。現在判斷則有了明確的文字上的依據。
　　意見規定了在八種情形下，被告人或嫌疑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可以認定其“應當知道”，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
　　其中前三種情形表現為執法人員檢查時，從其所攜帶的物品內查獲毒品，并且行為人有蒙蔽、逃避或者抗拒檢查，或者未如實申報的行為，也不能對委托其攜帶物品人的姓名、住址等身份情況交代清楚。另外三種情形表現為采取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交接毒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慣常攜帶和交接方式。
　　還有一種情形表現為為他人攜帶、運輸物品的報酬明顯不合市場交易常規，違背常理。
　　第八種情形是兜底性規定，可以包括其他有證據足以證明應當知道的情形，如用特制設備運輸毒品或者在運輸工具的隱蔽部位藏匿毒品的；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的；以虛假地址和身份辦理托運手續的；多次為同一毒品犯罪分子運輸毒品的；曾因同一種毒品違法犯罪行為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的等等。
　　至于明知的程度，只需明知犯罪對象是毒品，而無需完全清楚毒品的數量、質量、品種、含量、成分等物理、化學特征。

　　死刑毒品案件今后一律進行毒品含量鑒定

　　關于毒品含量鑒定問題，意見只有短短一行字，但在高貴君看來，這一條極為重要。
　　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毒品的數量以查證屬實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數量計算，不以純度折算。”
　　但是，毒品純度的高低是毒品含有毒性成分多少的重要標志，純度高的毒品流入社會后，其危害性必然大于純度低的毒品。特別是死刑案件，當毒品大量摻假、含量極低，毒品不是同一種類、成分復雜，或者同種有毒成分因含量不同而分屬于不同種類毒品時，如果不進行毒品含量鑒定，就會造成量刑失衡。
　　目前，一些地方法院、檢察院與公安部門已共同解決了毒品案件含量鑒定問題。對此意見作了明確規定：“可能判處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鑒定結論中應有含量鑒定的結論。”
　　毒品鑒定結論中毒品品名的認定應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安部、衛生部最新發布的《麻醉藥品品種目錄》、《精神藥品品種目錄》為依據。
　　高貴君強調，在司法實踐中，對可能判處死刑的毒品案件，今后必須一律進行毒品含量鑒定。
　　對缺少作為定罪量刑重要證據的毒品含量鑒定結論的，上級法院可以部分事實不清為由，將案件發回重審。
　　對毒品鑒定結論有疑義的，可以進行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因某種原因不能作出補充或重新鑒定的，判處死刑時應特別慎重。

　　爭議協商不成報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

　　實踐中，有的毒品犯罪行為往往涉及到幾個省、市、自治區，而且多名共同作案人往往會來自不同居住地。
　　針對這一情況，意見對“犯罪地”和“被告人居住地”都作了進一步解釋。
　　依照刑訴法和意見的規定，所涉及地域的有關司法機關對這些毒品犯罪案件均有管轄權，從而可能造成擁有管轄權的司法機關之間的爭議或者推諉，影響及時追贓、緝捕犯罪嫌疑人，影響及時起訴和審判，甚至產生拖延訴訟、超期羈押現象。
　　為解決這一問題，意見規定，公安機關對偵辦跨區域毒品犯罪案件的管轄權有爭議的，應本著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實，有利于訴訟，有利于保障案件偵查安全的原則，認真協商解決。經協商無法達成一致的，報共同的上級公安機關指定管轄。
　　對已進入審查起訴、審判程序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管轄異議或者司法機關發現沒有管轄權的，受理案件的法院、檢察院應當報請其上級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精神指定管轄，不再自行移送管轄。對即將偵查終結的跨省重大毒品案件，必要時可由有關部門協調后指定管轄。

　　遏制利用孕婦進行毒品犯罪蔓延勢頭

　　近年來，一些毒品犯罪集團為了逃避處罰，大肆組織、雇傭孕婦、哺乳期婦女進行毒品犯罪活動。對孕婦、哺乳期婦女的監視居住、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有的難以落實到位，致使這類人員反復實施毒品犯罪。
　　對此，意見對懷孕、哺乳期婦女走私、販賣、運輸毒品案件作了新的規定。
　　高貴君強調，司法實踐中辦理這類案件還應當注意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嚴厲打擊幕后組織、策劃和指揮者，對組織利用、教唆孕婦、哺乳期婦女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從重處罰。對孕婦、哺乳期婦女參與毒品犯罪情節較輕的，或者具有自首、立功、被脅迫參加犯罪、坦白等法定或者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依法予以從寬處罰。
　　要積極妥善解決涉及孕婦、哺乳期婦女的案件管轄、強制措施等問題。對其可以依法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并根據被告人具體情況和案情的變化及時變更強制措施，但不能放任不管，拖延訴訟。
　　“對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不妨礙訴訟進行的，要及時依法起訴和審理，以有效遏制利用孕婦、哺乳期婦女進行毒品犯罪的蔓延勢頭。”高貴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