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再審申請書

申請人：楊XX，原審被告人楊X的父親，男，1941年9月30日出生，漢族，住址：重慶市南川區XX號，電話：

辯護人：重慶合融律師事務所律師?黃仕慶

申請人因不服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的(2011)渝三中法刑再終字第2號刑事裁定書，申請再審。

請求事項：

1、請求撤銷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的(2011)渝三中法刑再終字第2號刑事裁定書。

2、請求對該案立案再審，并判決宣告申請人的兒子楊X無罪。

事實及理由：

申請人的兒子楊X濫用職權罪一案，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渝三中法刑再終字第2號刑事裁定書認定事實不清。

一、原終審裁定書認定楊X濫用職權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1568063.38元，其中直接經濟損失1313610.04元，是認定事實錯誤。

(一)楊X濫用職權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應當是王XX、韋XX小煤窯非法開采致使國家未收到的采礦權使用費和采礦權價款，而不是煤窯非法開采的煤炭資源量的經濟價值。

原裁定書認為：楊X濫用職權致使王XX等人在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期間非法開采煤炭資源3082噸，破壞影響資源量597噸，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1568063.38元(其中直接經濟損失1313610.04元)，該數據來源于重慶市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107地質隊所作的《重慶市南川區王XX、韋XX非法開采破壞煤炭資源價值鑒定報告》。該《鑒定報告》確定：王XX、韋XX合伙小煤窯非法開采煤炭資源量和破壞影響資源量的經濟價值為1568063.38元，其中非法開采煤炭資源量價值為1313610.04元。可以看出，終審裁定認為王XX、韋XX非法開采煤炭資源量和破壞影響資源量的經濟價值就是楊X濫用職權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都規定礦產資源屬于國家所有，但國家對礦產資源所有權的行使并不是直接轉讓所有權，國家發揮礦產資源價值的途徑是授權有關單位和個人去開采，并向有關單位和個人征收采礦權使用費和采礦權價款而實現自己所有權的價值，有關單位和個人未給國家繳納采礦權使用費和采礦權價款但沒有造成其他損害的，給國家造成的損失就是應繳納的采礦權使用費和采礦權價款。

國務院《礦產資源開采登記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國家實行采礦權有償取得的制度。采礦權使用費，按照礦區范圍的面積逐年繳納，標準為每平方公里每年1000元。第十條規定：申請國家出資勘查并已經探明礦產地的采礦權的，采礦權申請人除依照本辦法第九條的規定繳納采礦權使用費外，還應當繳納經評估確認的國家出資勘查形成的采礦權價款。依此兩條規定，有關單位和個人開采礦產資源應向國家繳納采礦權使用費和采礦權價款，而王XX、韋XX非法開采煤炭資源未給國家繳納采礦權使用費和采礦權價款，他們給國家造成的損失就是這應繳而未繳的采礦權使用費和采礦權價款，這也就是楊琳濫用職權給國家造成的損失。王XX、韋XX煤窯開采的范圍按每平方公里每年1000元的標準來計算的應征收采礦權使用費完全可以忽略不計。采礦權價款按目前國內采礦權轉讓價格為3—10元/噸，王XX、韋XX非法開采煤炭資源3082噸，其采礦權價格按10元/噸計算，采礦權價款也只有3萬余元。

(二)以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所作的“渝國土房管執鑒(2010)第1號審查意見書”?和重慶市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107地質隊所作的《重慶市南川區王XX、韋XX非法開采破壞煤炭資源價值鑒定報告》來確定楊X濫用職權造成的損失是錯誤的。

1、根據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所作的“渝國土房管執鑒(2010)第1號審查意見書”來確定楊X濫用職權造成的損失不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

國土資源部《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價值鑒定程序的規定》第一條明確規定：“為了規范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價值的鑒定工作，依法懲處礦產資源犯罪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及有關規定，制定本規定。”此條明確規定此《鑒定程序》規范的是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犯罪行為造成的礦產資源破壞價值的鑒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只是對非法采礦罪和破壞性采礦罪相關問題的解釋。因此，《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價值鑒定程序的規定》規范的只是非法采礦罪和破壞性采礦罪所造成的礦產資源價值鑒定，而楊琳涉嫌的是濫用職權罪。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根據《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價值鑒定程序的規定》第三條“省級以上人民政府國土資源主管部門對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或者嚴重破壞的價值出具的鑒定結論，作為涉嫌犯罪的證據材料”所作的“渝國土房管執鑒(2010)第1號審查意見書”?，對楊X濫用職權罪造成的損失進行鑒定是不符合規定的。

2、重慶市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107地質隊所作的《重慶市南川區王XX、韋XX非法開采破壞煤炭資源價值鑒定報告》以市場銷售價格來確定的煤炭資源的價值是錯誤的。

根據前述分析，按王XX、韋XX合伙小煤窯非法開采煤炭資源量的價值來確定小煤窯給國家造成的損失(也是楊X濫用職權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是不正確的。但即使依此計算，《鑒定報告》以2008年、2009年兩年煤炭銷售均價426.22元/噸與非法開采煤炭資源量3082噸之積來計算非法開采的煤炭資源量價值也是錯誤的。按銷售價格來計算的是“煤炭產品的價值”，而煤炭資源未被開采即存在的價值是“煤炭資源的價值”，該《鑒定報告》把“煤炭產品的價值”等同于“煤炭資源的價值”。但我們憑常識都可以想象得到：煤炭資源本身的價值加上開采成本等價值因素才構成煤炭產品的價值。王XX、韋XX非法開采破壞的是煤炭資源本身的價值，開采成本是王XX、韋XX自己投入的。因此，憑常識我們也可以知道，該《鑒定報告》以市場銷售價格計算出來的煤炭資源的價值是錯誤的。

(三)楊X接受王XX的好處為其通風報信前王XX的煤窯就開采煤礦1223.44噸以上，這部分數量應從楊X濫用職權造成的損失中減除。

王XX、韋XX的煤窯所開采的煤經人短途運輸統一送到東勝煤場鮮XX處，再由鮮XX從東勝煤場向外轉運銷售。“鮮XX提供在王XX處運煤流水帳”(見(2010)南川法刑初字第109號案卷5/8卷)證明其從2008年7月30日至2008年9月15日就轉運王XX煤窯的煤炭1223.44噸，這也證明王XX煤窯在2008年9月15日前至少開采煤炭1223.44噸。而楊X是在2008年9月中旬接受王XX好處后才為王XX通風報信的，王XX、韋XX的煤窯在這之前就開采出的1223.44噸煤應當從楊X造成的損失中減除。

(四)楊X于2009年4月19日即指示、4月20日安排實施對王XX、韋XX煤窯的炸毀，在這之后王XX、韋XX的煤窯所開采的煤不應計算為楊X濫用職權造成的損失。

“三泉鎮安全生產檢查記錄”(見(2010)南川法刑初字第109號案卷5/8卷)?2009年4月19日的記錄顯示：當日楊X一行5人對河邊小煤窯進行了檢查，發現有1個煤窯有生產跡象，楊X隨即作出“明天進行炸封、加大巡查力度”的指示。“三泉鎮安全生產檢查記錄”?2009年4月20日的記錄顯示：當日包括當時的三泉鎮鎮長張X、南川區安監局執法大隊長馬X等9人到河邊小煤窯進行了檢查，發現有兩處有生產的跡象，當場組織人員進行了炸封。這兩次楊X都沒有通風報信，且認真履行了職責，并有領導及領導機關的參與，楊X沒有濫用職權，這之后楊X也沒有濫用職權為王XX的煤窯提供方便。因此，楊X在2009年4月19日后沒有濫用職權，他造成的損失也只應計算至2009年4月19日，不應計算至2009年6月。

(五)為王XX、韋XX通風報信的還有三泉鎮安監辦主任張XX，他與楊X各自濫用職權，導致王XX、韋XX小煤窯非法開采煤礦資源造成損失，他們應分擔損失，楊X只應承擔約50%的該損失。

1、證人王XX在其2009年10月8日的訊問筆錄(鑒定報告卷)中第5-7頁中供述：他和韋XX請三泉鎮安監辦主任張XX吃過飯、并送了他2000元錢和3噸煤炭，張XX給他們多次通風報信。

2、證人韋XX在其2009年9月29日的訊問筆錄中第6-7頁和13-14頁及其2009年12月28日的訊問筆錄中第4-6頁和9-11頁中供述：他和王XX請三泉鎮安監辦主任張XX吃過飯、并送了他2000元錢和3噸煤炭，張XX給他們多次通風報信。

3、證人傳XX在其2009年12月25日的訊問筆錄第3-14頁中供述：他介紹三泉鎮安監辦主任張XX與王XX、韋XX認識，后他們幾人多次一起吃飯，他從王XX、韋XX的煤窯為張XX拉過3噸煤炭，并聽說張XX給王XX、韋XX通風報信。

且上述最直接的證人主要都是說的張XX為小煤窯通風報信，說楊X通風報信的較少。楊X和張XX都不知道對方在為王XX、韋XX通風報信，他們應各自承擔王XX、韋XX非法開采煤炭造成損失的約50%的責任。

二、原終審裁定據以認定楊琳為王素東、韋美清通風報信的證據存在重大疑點。

原終審裁定根據原審中楊X自己的供述及證人王XX、韋XX等人的證言，確認楊X在2008年9月至2009年4月期間7次為王XX、韋XX通風報信。但證明楊X為王XX、韋XX進行這7次通風報信的證據還存在以下明顯疑點：

1、楊X在2008年9月至2009年4月期間7次為王XX、韋XX通風報信，根據供述和證人證言前6次都是電話通知，但均無他們之間的通話記錄。相反在2009年5月后卻有他們之間的通話記錄。

2、楊X于2010年1月21日供述他為王XX進行了7次通風報信，作為已46歲的中年人在時隔1年多至數月的時間后，他能想起這7次通風報信的具體時間和內容，不太可信。

3、王XX在時隔1年多至數月的時間后供述楊X為其進行了7次通風報信，時間和內容與楊X供述完全相符，不可信。王XX能想起楊X對其的7次通風報信已很不容易，還能把時間和內容說得完全吻合，是很難讓人相信的。

4、證人王XX、韋XX在其被刑事拘留后的前一段時間即2009年的訊問筆錄中幾乎沒有提到楊X為他們通風報信，主要講的是三泉鎮安監辦主任張XX為他們通風報信。但在2010年1月后，王XX、韋XX的訊問筆錄中就全是說的楊X為他們通風報信，且時間、內容完全吻合，一點也不說張XX為他們通風報信的事，這十分讓人懷疑后面筆錄內容的真實性。

據楊X本人所講，他供述自己為王XX通風報信是受南川區檢察院偵查人員誘騙所作。偵查人員對他說：“如果他承認為王XX通風報信可以從輕處罰將他放了，如果他不承認就會繼續為難他。”楊X輕信他們的話，違心地作出了為王XX通風報信的供述。

因此，對楊X濫用職權定罪的關鍵證據存在明顯的疑問。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應判決楊X無罪。

三、楊X給王XX、韋XX的通風報信與開采造成損失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原終審裁定認為：“楊X在查處非法小煤窯中，不切實履行炸封小煤窯職責，還為小煤窯主通風報信，致使王XX等人非法開采煤炭資源3082噸。”但實際的情況是：即使沒有人為小煤窯通風報信，即使小煤窯被炸毀，它仍然可能在清理后繼續開采。

三泉鎮安全生產檢查記錄明確顯示被炸封后很多小煤窯又繼續開采的情況：

第一組記錄，檢查冒子山非法小煤窯情況：?2008年6月11日，炸封小煤窯11個;2008年6月24日，有4個在開采;2008年7月7日，有3個在動，并在出煤;2008年7月28日，有5個在開采。

第二組記錄，檢查冒子山非法小煤窯情況：2008年9月28日，共炸封9個非法小煤窯;2008年10月15日，有4個在開采;2008年10月20日，有5個在開采。

這兩組記錄證實：在楊X接受王XX好處之前或之后，河邊小煤窯以外的其它非法小煤窯被炸封后，很多會迅速復開。即炸封并不必然阻止開采，未炸封與繼續開采之間沒有因果關系。

第三組記錄，檢查河邊小煤窯的情況：2008年6月6日，總的有3個，有1個在出煤;2008年6月20日，有1個在開采;2008年7月17日，抓獲5名工人、沒收煤炭6噸;2008年8月6日，封堵3個小煤窯。

此組記錄證實：在楊X認識王XX之前，河邊小煤窯被發現，到被封堵用了2個月時間。也就是說在楊X與王XX認識之前，河邊小煤窯被發現開采后并不會被立即炸毀或封堵，楊X在認識王XX后沒立即炸毀其煤窯并不是濫用職權。

第四組記錄，檢查河邊小煤窯的情況：2009年4月20日，有兩處有生產跡象，當場炸封;2009年5月7日，有一個有生產跡象;2009年5月21日，由東勝煤礦礦長及8名工人進行封堵;2009年7月6日，有一處有開采的跡象。

此組記錄證實：河邊小煤窯在被進行嚴厲的炸封后仍然重新開采，對其炸封并不必然產生阻止開采的結果。

因此，即使楊X不為王XX通風報信，使王XX的煤窯被發現開采，其煤窯也并不會被立即炸封;即使王XX的煤窯被炸封，他仍然可能恢復開采。最終徹底讓王XX、韋XX停止繼續開采的，是因為他們涉嫌犯罪受到刑事處罰。如果三泉鎮乃至南川區在發現非法小煤窯開采后及時讓公安機關介入偵查，以非法采礦罪、破壞性采礦罪追究小煤窯主刑事責任，包括河邊小煤窯在內的非法小煤窯就不會長期開采給國家造成損失。所以，三泉鎮政府乃至南川區安監局采用錯誤的打擊措施是非法小煤窯不斷開采的根本原因，楊X的通風報信或不及時炸封與王XX的小煤窯非法開采造成煤炭資源損失之間不是必然的因果關系。楊X濫用職權的行為并不必然會造成重大損失，楊X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綜上所述，楊X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沒有達到濫用職權罪造成重大損失20萬元的立案標準，楊X濫用職權的證據存疑，楊X濫用職權與王XX、韋XX非法開采造成煤炭資源重大損失之間沒有因果關系，楊X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請求法院對此明顯錯誤的案件立案再審，并判決楊X無罪。

此致

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再審申請人：XX

XXXX年XX?月?日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