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國的土地所有權有兩種：一種是國有（城鎮土地為全民所有），另一種是集體所有（農村和郊區土地為集體所有，農民的宅基地、私人地塊和私人山丘為集體所有）。為了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可以依法征收集體土地。國家建設征用的集體所有土地所有權屬于國家，土地使用單位只有使用權。③征地補償分為土地補償、移民安置補償、土地附著物和青苗補償三項。法律規定，土地補償費為“征用前三年平均農業產值的3-6倍”；安置補償費為“征用前三年平均農業產值的2-3倍”；土地附屬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由省、市自行確定。

值得注意的是，補償基數是根據“前三年平均農業產值”確定的，這意味著原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不能參與土地非農利用“增值”的分配。也就是說，出讓給工商資本使用的土地增值巨大的部分，只能歸“國家”或“資本”所有。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規定的是土地補償的上限，而不是補償的下限。根據該法，補償總額不得超過“征用前三年平均農業產值的10倍”。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按照原規定支付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償費，農民不能維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經省、市、自治區批準，可以增加安置補償費，但兩項合計不得超過前三年平均農業產值的20倍。”。至于補償費在“村集體、失地農民、勞動安置單位”之間的再分配，各地情況不一，難以概括。考慮到中國第一條高速公路的建設始于1984年，該法的立法意圖是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廉價土地。這一農地征用補償制度對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突出表現在以“物”為中心的城鎮化。農地征用補償制度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諸多好處。農地征用補償制度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主要體現在四種土地利用方式、不同的租房政策和經濟社會效果上。有學者估計，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家征用農用地1億多畝，另有1億畝用于“退耕還林還湖還草”。征用土地一般分為四種用途：一種是基礎設施建設用地（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等），一種是公共建設設施（政府大樓、城市廣場、綠化帶、學校、醫院等），一種是工業租賃，最后是商業租賃（包括商業用地和商品房建設用地）。

根據其相關政策法規，工業租賃的租期為50年，商業租賃的租期為70年。地方各級政府為了追求GDP的增長速度，擴大地方財政收入（土地出讓金一般計入土地收入）。在“政績考核”的壓力下，各級政府競相招商引資，手段基本相同：競相降低土地租賃價格，那些不具備這一優勢的市、縣、鎮往往取消地租。這樣，中國制造的各類工業產品幾乎沒有地租。根據古典經濟學，商品的價值主要由地租、勞動和利息構成。“中國制造”幾乎不包括地租，促進了中國商品強大的國際市場競爭力，促進了發達國家和地區勞動密集型資本大規模向中國土地轉移，為農村和農業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商業轉移提供了增長空間。2003年至2005年，我國勞動力從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轉移進入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一個重要的標志是，自2003年以來，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的“農民工工資”突然上升，10多年后又逐漸上升。到2014年，我國農民工平均工資達到2600元。

土地租賃和劉易斯轉折點的經濟和政治意義。目前，中國所謂的“資本”按其所有制大致可分為三類：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外資。三都所需土地均為各級政府控制的國有土地（政府將集體農用地改為國有土地）。也就是說，“資本”只能以“土地租賃”的形式從政府手中獲得土地。確切地說，土地租賃使私人資本集團（或資產階級）隨著私人資本的不斷擴張而成長起來，與政府（政權）分離的實際關系變得微妙而復雜。國內外政治自由主義者反復預言的“民主政治變革”在中國尚未出現。我想這可以用中國的土地制度安排來解釋。當然，直接征收土地的是各級地方政府。原來“資本”與“地權”的矛盾，現在是失地農民與地方政府的矛盾。

對于一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國家來說，劉易斯轉折點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極大地緩解了緊張的勞動關系。劉易斯拐點之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使勞動力方的“市場談判”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勞動條件長期惡劣。2003年我國通過“劉易斯轉折點”后，為了穩定就業，特別是防止技術人員流失，資方妥協了勞方的要求，或主動增加工資等福利待遇。目前，勞資沖突主要發生在拖欠工資的情況下，且主要發生在建筑行業。同時，農地征收補償制度也存在一些社會問題。我國各級地方政府以低補償向農民征收大量承包地，長期以來一直是農民群眾抗議的主要原因。被征收土地租賃中也存在很多不透明現象，成為地方官員腐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確，農地非農利用所形成的巨大“土地增值”，如何合理配置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經濟社會問題。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過程中，貧富分化加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1987年建立的土地征收、補償和轉讓制度，確實是兩極分化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從大量官員腐敗案件來看，其巨額資產主要來源于土地租賃或轉讓。從上世紀90年代初到本世紀初，中國最富有的人大多是房地產開發商，這與廉價土地密切相關。對于被剝奪土地的農民來說，他們只能進入“農民工階層”。關于“以物為中心的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長期滯后于工業化。這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落后于城市化”形成鮮明對比。當然，幾乎無償剝奪農民土地的政策也一直在調整和改變。例如，1998年第二次修訂了《土地管理法》。土地補償費由3-6倍提高到6-10倍，移民安置補償費由2-3倍提高到4-6倍。但仍規定“兩項費用之和不得超過30倍”，而不是取消“上限”改為“下限”。2003-2005年以后，由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地方政府有能力進一步提高失地農民的補償標準（中央和集體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