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國憲法規定了保護私有財產和征收補償的基本原則，但國家立法機關尚未制定專門的農村征收補償法來調整征收補償的法律關系。《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涉及征收補償，但對農民房屋等私有財產的補償標準沒有具體規定。在目前處理農民私有財產的過程中，除了極少數法律涉及這一問題外，主要是指國土資源部、建設部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出臺的行政法規和文件對農民私有財產進行干預和處罰征地過程中涉及的農民私有財產。在征收與補償過程中，政府行政行為缺乏法律邊界，農民獲得公平補償的權利受到不當限制。

在法治社會，公權力對私權的制約和干預是必要的，但必須依法進行。征收補償是一種典型的公權力對私權力的制約和干預。由于法律的缺位，政府行為缺乏法律邊界，行政權力過大干預私權，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在征地補償法律關系中，各級政府整合了規則制定者、參與者、裁判者、處罰機關等多重身份，使得公平補償權至少在法律和程序上受到了不正當的限制。制定征地補償標準的權力層層下放，補償標準毫無根據、隨意性強。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第三款對征地補償安置補助有明確規定，并有具體計算標準。然而，農民的私有產權卻被忽視或放任，甚至沒有獨立的住房概念。住房僅包含在“附件”中。

在實施過程中，一些省級授權機構依法制定了補償標準，如上海、北京等地。但是，一些被授權的省級組織并沒有制定相關的補償標準，而是將這一權力再次下放給了下級政府。如1999年12月10日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中國土地管理法實施辦法》中，地上附著物和苗木的補償標準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報省人民政府批準后實施。根據《立法法》第十條規定，被授權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授權的目的和范圍行使權力。被授權機關不得將權力下放給其他機關。由于權力下放，征地補償工作秩序混亂。無權制定補償標準的基層政府和有關部門，以行政文件、命令、通知等形式對農民私有財產進行處罰。由于缺乏對征收補償法律關系的法律界定和規定，一些地方簽訂了鎮政府與村組的土地征收協議。在協議中，不僅對農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權進行了處置，還對農民的房地產、林木、苗木等私有財產進行了“一攬子”處置。這種協議的非法性是顯而易見的。根據土地管理法確立的征地制度，實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統一征地。同時，在征用補償關系中，農民是房屋等私有財產所有權的主體，這部分財產的補償協議應當由農民與征用地簽訂，未經農民授權，村組不得代理。根據現行訴訟法的精神，被征收人與被征收人就征收補償有關問題不能達成協議，對行政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但在一些地方，鎮黨委、鎮政府聯合下發文件，要求黨員干部和人大代表在拆遷、征用、補償標準等問題上不得有異議。接下來就是強拆。目前，行政法規和規章的適用范圍是城市國有土地上房屋拆遷補償，但對集體土地上房屋拆遷補償沒有規定。長期以來，一直參照城市房屋拆遷補償進行處理。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在所有權、性質、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導致農村集體土地房屋拆遷存在一些難題。因此，為了加快農村建設的發展，規范征收補償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必要制定集體土地拆遷補償安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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