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制度變遷中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早期股份公司的設立必須經過國王的授權，并被授予一定的行政權力，而不是單純的商業公司。因此，對早期股東的保護也非常脆弱和不規范。股東沒有選舉經理的權利，甚至沒有召開股東大會，也沒有確定股東的有限責任。從18世紀到19世紀，各國公司法對股東權利的保護逐漸由弱變強，由缺變完善。股東的權利在法律上得到平等保護，股東的有限責任得以確立，股份公司的組織和制度的基本框架得以確立，資本和股份制度得以確立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的提高和股票市場的發展，大型股份公司日益崛起，公司參與市場經濟的步伐加快，經營范圍空前擴大，經營活動趨于高度復雜化和專業化，如果仍由股東大會定期會議決定，一切經營活動將不利于股份公司的經營效率，可能會錯過很多商機。另一方面，商業活動的復雜性和專業化也使得一般投資者在很多情況下缺乏決策能力。此時，如果允許股東大會直接干預董事會的決策活動，將不利于股東公司的發展。因此，股份公司經營權的重心逐漸轉向董事會，最終實現了由股東為中心向董事會為中心的轉變。立法方面，1937年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率先對股份公司的權力機構進行了改革，規定股東大會只對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具體事項有決定權，未經董事會指示，股東大會不得直接作出指示。此后，歐洲大陸許多國家紛紛效仿，美國等國也做出了類似調整。在董事會占多數決策權的董事會集中時期，許多股東第一次感到無奈。他們無權干涉股份公司的經營活動，但可以任免董事、決定分配收益以及其他他們很少有機會行使的權力，如修改公司章程、并購、增資、減資等，除咨詢聲明權外，股東的其他權利只能依靠股東大會行使。此時的股東大會不再是過去的“萬能機關”。董事會的董事給自己發高薪，選擇有利于保證自己經營成功的商業計劃，而不是股東利益最大化，使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不斷受到侵害的危險。因此，在股東大會權力弱化的同時或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平衡董事會的權力。比如，在美國，允許股東之間自由聯系、交換信息，從而降低拉票成本，實現以股權控制公司的最終目標。日本商法修改后，引入了股東提案權、董事會和監事會的解釋義務，綜上所述，我們知道，為了追求經營效率的目標，公司的權力結構已經由“股東大會中心主義”向“董事會中心主義”轉變，股東會已經成為現代公司權力結構中的制衡機構。這一趨勢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是必要的、不可逆轉的，我們必須正視它，我們應該尊重它，但不能為了保護股東權益而把“董事會集中制”改為“股東集中制”。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實行董事會集中制和立法而忽視甚至放棄對中小股東權利的保護。正確的態度是解決股東會與董事會關系異化問題，完善對股東權利特別是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第二，重塑和改變觀念環境——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的法律意識路徑，它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們對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法律觀念是影響人們顯性行為的內在潛在因素。與某些物質因素相比，它對人們行為的影響更為深刻持久，難以捕捉。首先，法律意識的形成是法律形成的前提，它影響著法律的原則和具體制度的建立。其次，在執法守法中，影響人們對現行法律規定的解讀和評價。執法者和守法者根據法律概念對法律條文作出的解釋來執行或遵守法律。正確恰當的法律觀念有利于公平正義價值的實現和法律秩序的穩定，反之亦然。正因為法律觀念發揮著如此重要的作用，要保護中小股東的權益，就必須通過改變法制教育和司法影響來重塑良好的觀念環境。也就是說，保護弱者的“優先立法”理念、平等的股權理念、誠實信用的理念以及對公司社會責任的正確認識。然而，我國的法律觀念環境或多或少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