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養老保險糾紛的分類及處理辦法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保險的重要類型之一。所謂養老保險（或養老保險制度），是指勞動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從政府和社會獲得一定經濟補償、物質幫助和服務的社會保險制度。從糾紛的類型來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用人單位未依法向勞動者繳納養老保險費而引發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糾紛。以湖州市2006年受理的1167件勞動爭議案件為例，共受理勞動爭議案件233件，占全部案件的19.97%。第二類是用人單位及其親屬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之間因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未按規定或足額向職工及其親屬支付相應的社會保險待遇而發生的糾紛，雖然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依法繳納了養老保險費。根據各地目前的做法，勞動保障監察部門可以根據《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國務院令第117號）或者《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國務院令第423號）的規定處理前一類爭議；后一類糾紛屬于行政糾紛，適用《社會保險行政糾紛處理辦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令第13號）或《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國務院令第259號）。本文要討論的是第一種糾紛類型，即用人單位未依法向勞動者繳納養老保險費的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爭議，將用人單位未向勞動者繳納養老保險糾紛納入勞動仲裁范圍的經濟學分析與路徑選擇，因此，相應的法律關系有三種：一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關系；二是勞動保障部門與用人單位的關系；三是勞動保障部門與勞動者的關系養老保險糾紛，法律應該如何調整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以最低的依賴成本保護勞動者的利益？筆者認為，將用人單位不向勞動者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糾紛納入勞動仲裁的范圍，至少存在以下不合理的經濟成本：

勞動仲裁是一種準司法行為，強調程序正義可以確保實體正義。因此，當用人單位不繳納養老保險費而申請勞動仲裁時，勞動者必須按照一系列程序規則行事。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金錢作為維權成本。另外，勞動法律法規數量龐大復雜，大多數勞動者缺乏法律知識，因此不惜幫助律師，這無疑增加了勞動者維權的成本，用人單位未依法向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和《勞動保障監察條例》，有關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可以責令用人單位繳納養老保險費，并有權對用人單位處以滯納金和行政處罰。但是，勞動仲裁委員會無權在仲裁裁決書中要求用人單位繳納滯納金或者給予行政處罰。因此，用人單位不應承擔這部分違約費用

3.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與勞動仲裁機構在實踐中相互推諉造成的成本，還有一種情況值得注意。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在面對勞動者權利救濟請求時，往往認為勞動者有必要向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以確認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這在事實勞動關系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主要原因是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擔心成為行政訴訟被告。這顯然增加了勞動者維權的成本，因為此時，勞動者必須先向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確認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存在勞動關系。用人單位對仲裁裁決不服的，也可以向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提起訴訟。這也是勞動者和學者普遍批評的勞動仲裁程序和維權難的問題。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的執法成本也轉移到了弱勢群體勞動者身上，因此，將用人單位不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糾紛納入勞動仲裁的范圍顯得過高。它不能有效防止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能以最低的成本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據我所知，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德國勞動法院不處理社會保險糾紛，但社會保險糾紛由有關行政部門處理，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筆者認為，借鑒德國的做法，我國的法律法規應注重勞動保障部門與用人單位的關系，即：，用人單位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養老保險的勞動爭議，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專屬管轄，并加強用人單位的積極監督，法律威懾的成本顯然遠低于事后建立一套補救措施的成本。《勞動法》第一百條規定，《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和《勞動保障監察條例》規定，用人單位違反規定不向勞動者繳納養老保險的，應當承擔滯納金和較重的行政處罰。在勞動仲裁委員會沒有行政處罰權的情況下，勞動保障監察部門為什么不主動行使職權，是因為勞動仲裁實行“不通知，不說明理由”的原則，勞動仲裁委員會只能對提請仲裁的勞動者作出裁決，不能對未提請仲裁的勞動者作出裁決，除非其他勞動者也申請勞動仲裁，否則不可能通過個案保護一個用人單位內所有有類似情形的勞動者。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不同，是因為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可以依法主動行使監督檢查權和行政處罰權。因此，無論是主動履行還是被動履行職責，都可以對用人單位所有未繳納養老保險的職工進行處理，達到“查處一案、規范一戶、帶動一件”的效果，它降低了勞動權益保護和社會處理的成本。經濟學中的“搭便車現象”已成為一種良性的“蝴蝶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