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一)典當業在多元化民間融資市場中的發展現狀與功能定位

當前，我國民間融資市場的規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其中既有民間借貸等自然人之間的資金拆借，也包含了通過典*行、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等準金融融資渠道。其中典*行因其融資門檻較低、手續相對簡便、放款速度較快等優勢，得到了眾多資金需求方的青睞。自2006年以來，典*行業進入了蓬勃發展期，從事典*行業的企業數量不斷增長，當金發放數額持續遞增。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共有4433家典當企業，全行業注冊資本584億元，從業人員3.9萬人。與“十一五”(2006年至2010年)初期相比，企業數增長了2.3倍，注冊資本總額增長了5.1倍，從業人員增加了1.2倍;“十一五”期間，累計發放當金近6000億元，其中2010年的當金總額即達1801億元，幾乎占到了該5年期間當金總額的1/3。[1]而2011年上海地區典當總額達到了482.46億元，實現了連續5年的兩位數增長。

作為“準金融”企業，典*行在一定范圍內承擔著為市場經濟下的經營主體提供融資渠道的金融職能，其興衰與國內、外的經濟形勢及金融政策密不可分。自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至2011年的歐債危機的5年里，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由此帶來的全球性經濟衰退亦對我國產生了深刻影響。因國外經濟衰退而造成的進口銳減導致我國的外向型經濟實體，如出口加工業面臨重大生存危機，尤其是給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帶來了眾多負面效應，在缺少國外訂單的情況下，企業的資金鏈日趨緊張，加之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持續下跌，出口加工貿易企業的利潤率大幅下滑乃至虧損，許多企業甚至難以為繼，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迅猛增加。[2]國際和國內金融、經濟形勢的嚴峻使得各類市場主體的融資渠道較為狹窄，在現有正規融資渠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的情況下，一些固定資產(可供擔保財產)較少的借款人無法從正規融資渠道獲取貸款，只能轉而投向融資成本較高的民間渠道。雖然典*行的融資成本高于商業銀行，但其融資手續相對靈活簡便，[3]故成為民間融資的重要方式之一。典*行業的發展過程中，深受經濟金融形勢和政策影響、上位法的缺失、與物權法等基本法律之間的沖突尚未得到解決以及監管的弱化等因素，也是典當糾紛不斷涌入法院的主要原因。

(二)典當糾紛案件審理中的司法理念與價值取向

1.衡平保護典*行與當戶的合法權益

公平是司法的基本準則，要求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各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給予平等的保護。在現實社會中，當事人的經濟能力與訴訟能力總有強弱之分，因此如何在司法過程中平衡當事人力量的強弱對比，避免因訴訟能力的差異導致裁判結果的偏向是司法界歷來所關注的問題。按照一般的社會觀念，經濟實力較強的典*行作為債權人會在訴訟中占有優勢地位，當戶則因經濟能力、償債能力較弱而處于劣勢，因此有必要加以平衡。在司法實踐中，法官應當對典當合同條款的公平性進行審查，對導致典*行與當戶權利義務嚴重失衡的條款進行妥善處理，保護當戶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應當考慮到典*行作為債權人的實際損失與維權成本，對典*行的合法債權給予及時保護。

2.尊重交易慣例

交易慣例是商主體從事商行為所普遍遵循的行為規范，起到了對商法的補充作用，在交易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也是商法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不應越俎代庖，以破壞原本行之有效的商業習慣為代價，重新建立符合司法思維的交易秩序。典*行業在我國的歷史上由來已久，經過多年的發展，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交易規則與慣例，如絕當制度、收取綜合費等。以綜合費為例，盡管收取比例高于一般的貸款利息，法律糾紛也多因此而起，但該費用為典*行業所特有的交易習慣，并且為《典當管理辦法》明文認可，如法院斷然判決綜合費有違交易公平，雖然表面上看保護了當戶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嚴厲的司法態度會嚴重遏制整個行業的發展，而這并不是司法權運用的理想化結果。

3.依法規制和引導典*行的經營行為

金融市場的生命在于創新，在多元化民間融資市場環境下，經營創新行為也是促進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對于典*行的創新行為，司法應當給予合理的空間，對不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和限制經營規定的適度創新，司法不應以否認合同效力的形式來遏制創新行為。但是我們應當正視的是，典*行業發展至今，由于典當企業質量的良莠不齊，難免存在個別典*行違法經營，擾亂市場秩序行為的情況，如有的典*行以金融創新為名，行違規經營之實，違反國家金融行業準入制度，為當戶提供理財服務，當戶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對此司法應當積極承擔起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的職能，通過司法裁判的社會宣示功能，發揮正確的市場導向作用，對違規經營的典當企業進行依法治理，維護市場的正常交易秩序。

(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中傳統典當業的異化

我國當前大量采用的“典當”無論在形式外觀上還是實質法律關系上，都與我國傳統意義的“典”與“當”發生了重大變化。準確把握典當的概念是對典當法律行為性質認定的基礎，因此有必要加以厘清。

從法律性質上分析，“典”與“當”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當”的標的物一般限于動產，當鋪在當期內對當物負有保管義務，但無使用、收益、處分之權利，當期屆滿出當人須支付本金及利息，贖回當物，且當鋪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行使絕當的權利。“典”是中國所特有的民事法律行為，亦自古有之。根據學者的定義，典權是指典權人支付典價而占有他人不動產，并進行使用和收益的權利，[4]按通說，“典”具有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的雙重功能。

典權植根于中國封建制度下以天然的小農經濟為主的農耕社會，而隨著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典權制度已經無法完全適應市場主體對資金融通的需求，實踐中已經很少采用。因此，典權并未出現在我國的正式成文立法中，僅因為民間尚存在一定量的房屋等財產的出典行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才對此有所涉及。我國長期以來存在“典”、“當”不分的情況，將兩者合稱“典當”，究其原因是對“典”與“當”的概念混淆所致，但由于實踐中“典當”的提法已經約定俗成，故本文就以典當稱之。

**典當業實現了“典”與“當”在各自功能上的融合，契合了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各主體在生產活動中對現金流的需求，在保留了借款人對當物的用益物權前提下，更容易為借款人所接受。但由于種種原因，典*行業的立法相對滯后，僅采用了部門規章的形式進行了行政管理。根據《典當管理辦法》第3條的規定，典當是指當戶將其動產、財產權利作為當物質押或者將其房地產作為當物抵押給典*行，交付一定比例費用，取得當金，并在約定期限內支付當金利息、償還當金、贖回當物的行為。根據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典當合同至少包含了兩個法律關系，即當戶與典*行之間的借款合同關系與物權擔保關系。與典權相比，現代意義上的典當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差異。

首先，法律性質不同。用益物權是典權的一個重要特征，即典權人獲得了對典物占有、使用、收益的權利，而擔保物權亦為典權的組成部分，承擔了一定的融資功能。根據《典當管理辦法》對于典當的定義，我們認為，**典當功能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即從傳統的用益物權與物權擔保并存轉向了單純的融資與物權擔保。

其次，抵押物的類型不同。典物為不動產，如房產、田地等，而且當物必須轉移占有。而**典當的當物已經大大超出了傳統范疇。根據《典當管理辦法》第3條的規定，房產與動產，甚至財產性權利均可作為當物，在約定房產抵押的情況下，當戶甚至可以不用轉移房屋的占有權。

可見，現今所稱典當與傳統的典權相比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流通性功能更強。司法實踐中，對于是否構成典當法律關系需要審查三方面的要件：一是典*行是否持有商務部頒發的《典當經營許可證》;二是當事人是否已就建立典當法律關系達成了合意;三是是否存在真實、合法的當物。根據《典當管理辦法》的規定，物權擔保是典當的關鍵構成要件。實踐中，有的典*行為獲取利息收益，對當物的真實性與合法性疏于審查，而當戶則通過虛構當物的方式獲取了當金，因此，在當物不真實、不合法的情況下，當事人之間并不構成典當法律關系。二、典當合同的成立與效力問題

(一)典當合同是典型的諾成合同

典當合同是包含借款合同和物權擔保合同綜合體，根據典當在商業實踐中的一般流程，典*行從保護自身利益出發，一般只在擔保物權設立以后方才交付當金，從外觀上看，擔保物權的設定與當金的交付存在必然的先后和因果關系，加之典當合同中金錢債務與擔保物權的不可分割性，因此有觀點認為，典當合同是實踐性合同，即典當合同的成立，必須具備兩個成立要件：一是當戶交付當物，二是典*行交付當金。[5]筆者認為，該觀點混淆了合同成立與生效要件的概念，值得推敲，理由如下。

1.典當合同不屬于《合同法》所規定的實踐合同

雖然《合同法》制定時未曾對典當合同進行專門規定，但并不代表典當合同沒有法律適用依據，筆者認為應當根據典當合同所包含的法律關系來選擇適用的法律，即借款合同關系與物權擔保合同關系，《合同法》與《物權法》對該兩種合同在一般情況下均認為是諾成合同，即雙方只要達成一致意思表示，合同即告成立并生效。從合同成立要件的類型劃分上看，《合同法》對合同的成立要件采用了以諾成合同為主、實踐合同為例外的基本原則，該法明確規定的實踐合同類型并不多，如贈與合同、保管合同等寥寥數種。對于借款合同，《合同法》第210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雖然該規定對自然人之間的借款采用了特殊規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僅將交付借款作為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故《合同法》仍將借款合同規定為諾成合同。

對于物權擔保合同，我國立法盡管對擔保物權的設立要件存在觀念上的變遷，但《擔保法》也僅認為辦理登記是需要辦理抵押登記的物權擔保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而在《物權法》采用了區分主義的原則以后，物權擔保合同的諾成性在司法實踐中已經成為了一個被普遍接受并遵循的原則。綜上，無論從現有成文法律依據還是從法律關系實質分析，均無法得出典當合同為實踐合同的結論。因此認為典當合同是實踐合同的觀點，是沒有對《物權法》的立法精神理解透徹所致。

2.典當合同若為實踐合同易致當事人權利救濟不足

依該典當合同為實踐合同的觀點，只有雙方完成典當的基本手續以后，合同才告成立，但如其中一方違背誠信，不履行自身義務，因為合同并未成立，那么相對方無法依據合同的約定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而只能主張締約過失責任，所得賠償極為有限，此為將典當合同定性為實踐合同的缺陷所在。而在諾成合同中，由于雙方的權利義務已經由合同條款固定，就不會存在這樣的問題：當戶可以依照合同的約定，要求典*行交付當金，而典*行亦可依照合同要求當戶交付當物、辦理當物的抵押登記手續。

此外還要注意的是，由于法律并不禁止當事人自由約定合同的生效要件，在典當合同中，如當事人對合同的生效要件另有約定的，應當從其約定。

(二)未設立物權擔保的典當合同效力問題

相較《民法通則》，《合同法》對合同的無效要件給予了一定的放寬，而由于典*行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典當管理辦法》與《合同法》的銜接并不完善，對民事法律關系涉及甚少，加之我國目前對借款業務存在主體資格上的限制，那么如果典*行在經營典當業務時，未要求債務人提供物權擔保時其行為無異于發放信用貸款，在此情況下典當合同的效力究竟應當如何判斷，故對典當合同的效力問題仍有加以討論的必要。

由于現行法律與司法實踐對資金出借人的主體進行了區別對待，筆者認為應當根據當戶的主體類型對合同效力進行區別對待。

1.當戶為自然人的情形

根據《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當事人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是合同無效的法定條件。從《典當管理辦法》的效力層級上講，屬于部門規章，因此不屬于《合同法》規定的合同無效情形;其次，從兩者的締約目的考量，借款人從典*行獲得急需的資金與典*行愿意出借資金獲取利息收益屬于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基于締約自由的原則，他們之間的締約合意應予尊重，不應以司法的意志強行代替當事人之間對交易的真實意志;再者，確認雙方借款合同成立有利于維護交易的穩定，保護雙方締約的可期待利益。綜上考量，筆者認為在此情形下，雙方之間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但在實際操作中，鑒于典*行并非真正的金融機構，因此可以按民間借貸處理。

2.借款人為企業的情形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參與力量，因此在資金的需求上，企業也遠大于個人，但在當前中小企業通過銀行的正常渠道融資非常困難，但對資金的剛性需求導致這些中小企業不得不借助民間融資渠道，因此中小企業通過典*行獲得融資的行為也就不難理解。但由于典*行本身就是企業，而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企業間的資金拆借并不被允許，他們之間的借款合同亦被長久以來的司法實踐認定為無效，因此企業未提供物權擔保而獲得當金的行為應當認定無效。

二、典當綜合費的司法認定問題

綜合費是典當法律關系中所特有的內容，也是典當合同區別于一般借款合同的重要特征，但是由于典*行收取的綜合費費率遠高于借款利息，司法實務中典*行與當戶之間的法律糾紛多集中于此，故有必要從綜合費的法律性質入手，對綜合費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與司法規制進行研究。

(一)綜合費的法律性質

事實上，綜合費已經成為眼下典*行的主要利潤來源。單純從字面意義上理解，綜合費是指典*行為當戶保管當物所支出的合理成本，比如為此增加的當物保管場所、人力、物力等。《典當管理辦法》第38條對綜合費的定義是：“典當綜合費包括各種服務及管理費”。可得知典*行收取一定數額的綜合費為國家行政機關所認可，具有合法性基礎。

雖然從表象上看，綜合費率確實大大高于普通的金融借款利息，[6]但從典*行業的經營現狀上研究，綜合費的收取確有其合理的一面。如前所述，由于典*行受到其身份限制，且經營規模本身較小，而經營收入構成單一;在營業規模上，大多數典*行由自然人股東投資設立，[7]僅靠股東出資使得典*行的資金力量無法與經營存款業務的大型商業銀行相比，在客戶群上，也缺乏可以與商業銀行匹敵的優質客戶，較易遭受違約風險，因此從源頭上說，兩者起點就是不平等的;此外由于典*行受到經營范圍限制，除了出借資金的孳息收益，無法經營其他項目，造成了營業收入單一。《典當管理辦法》對典*行收取的資金利息限定在銀行6個月的法定貸款利率為基數，再根據當期進行折算，因此僅靠利息收入可能甚至無法滿足日常的經營需要，其規模化經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而且一旦違約率上升，典*行在無法如期回收當金的情況下，自身資金鏈也會面臨斷裂。因此，典*行通過收取綜合管理費——這一“變相利息”確實情有可原。目前，收取綜合管理費已經成為典*行業的商業習慣，出于尊重交易習慣的價值取向，司法應當保持適當的容忍。

(二)期外綜合費的合法性探討

所謂期外綜合費，一般指當期屆滿后，當戶未與典*行達成續當的一致意思的，典*行自當期屆滿之日起收取的綜合費。現實中，存在一定數量的典*行要求當戶支付期外綜合費的情況，典*行的此種要求是否具有法律依據?筆者認為，典*行原則上無權要求當戶支付期外綜合費，但法院可以根據當物的實際情況，以公平合理、等價有償的原則來對待這一問題。

1.期外綜合費與絕當制度的沖突

絕當是典*行業所特有經營規則，也是典當法律關系區別于普通抵押借款關系的重要標志。絕當也稱“死當”，其概念來自于中國古代的典當，指的是當戶于當期屆滿之日未贖當的，當物的所有權歸典*行所有，當戶的回贖權消滅，而對當物的屬性并沒有特殊要求，既可以是動產，也可以是不動產。如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確認了“絕賣”制度，但也同時對傳統的典當概念作了相當大的限制，除了將典物種類限定在不動產之外，還規定了典期在15年以下的，不得附有到期不贖即作絕賣之條款。該法第923條第2款規定：“出典人于典期屆滿后，經過2年，不以原典價回贖者，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第924條規定：“典權未定期限者，出典人得隨時以原典價回贖典物。但自出典后經過30年不回贖者，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

我國《民法通則》及其司法解釋并無關于“絕當”的規定，司法解釋對典權亦無類似于我國臺灣地區民法之規定，在實踐中，僅有《典當管理辦法》有所涉及，但對絕當的概念表述較為簡單，[8]也沒有指明絕當所產生的法律后果。根據學者的歸納，絕當是指：“典當期限屆滿后一定期間內，當戶既不贖當也不續當，典*行對于當物可以按照法律規定行使質權或抵押權的行為。”[9]傳統典當關系中，絕當意味著回贖權消滅，典*行可以直接以當物或者變賣當物受償債權。**典當法律關系已經沒有回贖權的概念，但是根據《典當管理辦法》規定的精神，絕當起碼包含了以下兩層意思：一是對于價值3萬元以下的當物，典*行可以直接處分當物受償，而且損溢自負;二是對于其他當物，典*行可以依照《擔保法》和《物權法》的規定，行使擔保物權受償。

在法律后果上，絕當意味著當戶與典*行之間的借款合同終止，而且典*行可以不管以何種形式，有權于當期屆滿后處分當物。那么在此情況下，典*行也自當期屆滿之日起對當物不再負有保管責任，當戶自無須向典*行支付綜合費。

2.可以敦促典*行積極行使債權

由于綜合費率遠遠高于借款利率，如果允許典*行于當期屆滿之后仍然收取綜合費，就很容易使典*行產生為獲取利潤而故意怠于行使債權的傾向，拖欠當金的時間越久，綜合費的累積就越高，甚至會接近本金的金額，這樣勢必導致當戶與典*行之間權利義務的嚴重失衡，惡意加重了當戶的債務負擔。法院應當對該類情況給予足夠的重視，杜絕典*行以此惡意損害當戶利益的行為。

3.公平保護典*行的合法利益

鑒于《典當管理辦法》對價值在3萬元以下的動產當物規定了絕當制度，那么對于該類當物，典*行在當期屆滿之后，當戶贖回當物之前應負有繼續妥善保管當物的責任，典*行為此須付出一定的管理成本，為此增加的保管人力、設備、場地成本等，成本屬于合理的、必要的費用支出，且確為當戶違約所引起，由典*行全部承擔有違公平原則。故從公平的角度出發，如典*行有證據證明其已經為保管當物支出了相應費用的，法院可以判決支持合理的保管費用。

四、當票的法律性質界定問題

在我國古代，由于契約制度欠發達，除了涉及到價值較高的田地、房屋或大宗交易，民間交易基本不會訂立書面契約，而在典*行業，由于交易關系相對復雜，涉及的權利義務較多，因此當票在典當關系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當鋪開具給當戶的當票上記載了典當關系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如當金、當期等條款，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當票事實上就是典當合同本身。而現今，隨著現代商事交易的日趨復雜，訂立書面合同已經成為了現代商事交易的基本形式。根據《典當管理辦法》的定義，當票是典*行與當戶之間的借貸契約，是典*行向當戶支付當金的付款憑證。由于典*行業長期游離于國家的正式法律體系之外，因此當票的法律性質目前尚無明確界定。在此情況下，當票的法律效力究竟為何?與書面典當合同的法律效力相比孰大孰小?現行法律都沒有明確規定，而這些因素都直接或者間接決定了當票在現今典當法律關系中所起的作用，甚至決定了這一古老的交易契約在現今的商事交易中是否還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在司法實踐中，準確把握當票的法律效力，對厘清典當法律關系中的雙方權利義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有必要專門加以論述。

(一)相關立法簡介

由于典當為中華法系所獨有之制度，故本文僅就與中國相近的國家與地區的相關立法做一簡要介紹。日本《當鋪營業法》第16條是關于典當證明的規定，該條規定：“典當業者在為典當契約時，必須把典當券或者通賬交付質押人。”我國臺灣地區當鋪業法第14條規定：“當鋪業應備當票，記載下列事項：一、質當物之名稱、件數及特征。二、質當金額。……”。我國澳門《當鋪按押當鋪章程》第11條規定：“所有當按押受當貸之時，須將當票一紙交與物主收執……”。這些定義對當票的法律性質均未涉及，但共通之處在于，他們都將當票作為典當的憑證，而未賦予其等于借貸合同的效力。

(二)當票法律性質研究

《典當管理辦法》第30條對當票的定義至少包含了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當票即為借貸合同本身，如無額外的特別約定事項，當戶與典*行無須訂立其他的書面合同;二是當票可以作為典*行已經履行當金交付義務的證明。從商業實踐的角度來看，該規定在繼承我國典*行業經營傳統的基礎上，簡化了**典當的交易流程，符合現代商事交易追求效率的價值取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對其進行法律角度的審視，當票是否如《典當管理辦法》所規定的那樣是借貸契約呢?筆者恐怕無法認同。

1.當代法律框架下當票功能的弱化

從歷史的角度上看，中國傳統民間契約的形式均較為簡略，如“傅”、“別”等交易憑證事實上就是契約本身，而隨著交易的需求才產生出條款相對較為復雜的契約，如“房契”、“地契”等，但受長久以來“抑商”思想影響，我國的契約制度并不發達，各朝立法對交易契約的專門立法也可謂鳳毛麟角，直至清末制定《大清民律草案》才將中國的契約制度往現代化方向進行了推進。就典當而言，當票即為典*行與當戶之間契約的唯一形式。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傳統的簡單契約越來越不能滿足日益復雜的商事交易的需要，書面合同因具有對合同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劃分清晰的優勢越來越得到商人的重視，目前已經成為商事合同的主要形式，因此當票的功能已經顯得不再重要。

2.當票本身并不具有等同于典當合同的效力

根據《典當管理辦法》第31條的規定，當票應當記載以下內容：典*行機構名稱及住所;當戶姓名、住所、有效證件及號碼;當物名稱、數量、質量、狀況;估價金額、當金數額;利率、綜合費率;典當日期、典當期、續當期;當戶須知。從內容上看，當票的記載事項已經基本涵蓋了典當法律關系的核心內容，可以作為確定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依據之一，但《典當管理辦法》忽略了典當法律關系的本質特征，因此對當票法律性質界定并不周延。

前文已述，一個完整的典當法律關系至少包含借款與物權擔保兩個法律關系，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借款關系可以是口頭合同，也可以是書面合同，《典當管理辦法》第30條的規定將當戶與典*行之間的借款關系以當票的書面形式固定，并無不妥。但根據《物權法》第172條的規定，設立擔保物權，應當訂立擔保合同，還規定設立抵押權與質權，必須訂立書面合同，照此規定，當票并不符合《物權法》的物權擔保合同的形式要件。

3.司法實踐中對當票的法律地位認定

《典當管理辦法》第30條將當票定義為典*行與當戶之間的借貸契約，是典*行向當戶支付當金的付款憑證。該定義將當票與典當法律關系中的借款合同直接等同，當是基于以下因素考慮：一是尊重典*行業的傳統交易習慣，當票作為典當法律關系的交易憑證和手續，在我國長久以來已經成為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交易習慣，從商法的淵源角度說，商事法律從一開始都是從交易習慣開始，通過大量被實踐所采用的自治性規范，逐漸上升為由國家強制力認可并保障實施的法律地位，從而具有了普遍的約束力，而當票這一交易契約無疑符合了商業習慣這一特征，也易于被典當合同交易雙方所接受，如雙方當事人有其它事項需要約定，也僅構成對當票上記載事項的補充;二是基于簡化交易流程的考慮，同時亦不違反《擔保法》對物權擔保合同的要式性規定。現代商事追求規模化與效率化的交易模式構建在大量的格式合同基礎之上，簡便的交易手續構成了現代商事交易規模化的基石，當票能夠以最簡便的方式固定典當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在提高交易效率方面的成效明顯。而且，該規定認為，當票等同于合同的效力僅限于借款關系，如果涉及到無權擔保的內容，仍然由書面形式另行約定。

筆者認為，司法實踐中將當票定義為借款合同本身的做法在當前的法律體系框架下欠妥，理由如下。

第一，當票形式無法滿足典當合同當事人對權利義務的細化追求。隨著現代商事交易復雜性、專業化的日趨提升，商事交易雙方對合同的細化要求也隨之升高，僅以典當合同的違約責任為例，就應當包含可能發生的違約情形、責任承擔方式與法律救濟途徑等主要內容，這些條款顯然無法用一張當票完全納入。

第二，《典當管理辦法》是否有權規定借款合同形式仍有待商榷。《典當管理辦法》的制定機關是商務部與公安部，在效力層級上屬于部門規章，而在上位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部門規章是否有權規定合同的形式值得我們研究。我們認為，對于此問題恐怕還是應當從《合同法》的本身入手加以研究。根據《合同法》第10條第2款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采用書面形式的，應當采用書面形式。當事人約定采用書面形式的，應當采用書面形式。”該法第190條規定，借款合同采用書面形式。盡管當票并不在《合同法》第11條所列舉的書面合同種類之列，但從廣義上說，當票上記載了合同雙方的主要權利義務，屬于書面約定的一種形式，但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當票并不能等同于合同本身。《合同法》第10條的規定雖然僅規定了書面合同必須由法律、行政法規進行規定，但從立法的價值取向上分析，這條規定事實上排除了立法層級在行政法規以下的規范性文件對合同形式進行規定的權力，也就是說，除了法律、行政法規與當事人約定以外，其他規范性文件無權規定合同所應當采用的形式，從而避免了各行政部門在其所轄領域在合同形式設置上的“各自為政”，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經濟秩序，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基于上述理由，我們并不認為當票具有等同于借款合同的效力。

第三，從交易與訴訟實際出發，當票作為借款合同本身的功能已經削弱。現實中，基本上所有的典*行都會與當戶訂立形式完備的書面合同，雖然其名稱或曰“抵押借款合同”，或曰“典當抵押合同”，但無論其名為何，這些合同的核心內容總是借款合同與物權抵押擔保合同。雖然典*行也會依照《典當管理辦法》的規定和行業做法開具當票，但是由于當票在記載內容上的“先天不足”，一旦發生訴訟，很少有典*行僅依照當票上的記載就來起訴或者將當票作為合同文本依據。反過來說，如典*行與當戶之間訂立了典當合同，但法院顯然無法以典*行未開具當票為由直接否認典當合同的效力。根據《擔保法》的規定，設立物權擔保的，應當訂立書面合同。因此在商業實踐中，典*行必須與當戶訂立書面合同，為了簡化手續，便于管理，就采用了將借款合同與物權擔保合同合二為一的方法，而這些合同形式在金融行業，尤其是銀行在辦理抵押借款業務時已經是普遍通行的做法。最后，典*行出于最大程度保護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會要求當戶訂立書面典當合同，對當票上的未盡事宜進行詳細約定。因此，在當前的法律環境與司法實踐中，當票的象征意義要大于其實際意義。

筆者認為，法院在審理典當糾紛案件中不宜直接將當票與典當合同等同，當票可以作為雙方曾經訂立典當合同的證據被采納，而雙方的合同權利與義務，仍應當以書面典當合同的約定為準。在僅有當票而缺乏書面典當合同的情況下，如當票的記載已經具備了借款合同的核心條款，如本金、利息、借款期限、逾期利息等要件，并經過雙方的簽字確認，可以作為確定雙方借款法律關系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