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在這個信息化的大數據時代，移動支付等在線網絡服務，已經離不來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網絡帶來的便利，但同時網絡詐騙，網絡誹謗等問題也接軸而來，網絡誹謗是指借助網絡的便利捏造，傳播虛假信息，損害他人利益的嚴重行為，網絡誹謗罪立案管轄的考量也在不斷地完善中，接下來就跟小編一起來了解一下有關派出所網絡誹謗管轄范圍是什么的相關知識。

一、公訴案件的網絡誹謗案立案管轄?

第一，公安部補充性解釋的效力。根據《立法法》第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由此，公安部的通知不屬于法律。《立法法》第42條第2款規定：“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

（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

（二）法律制定后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可見，公安部對《刑法》第246條但書條款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沒有解釋權。從實在法角度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均可行使司法解釋權，其法律依據是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即“司法解釋是最高人民法院對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釋”。

公安部不是刑法司法解釋的適格主體。《立法法》第71條第1款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權限范圍內，制定規章。由此可知，公安部的通知屬于部門規章。《立法法》第79條第1款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第82條規定，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權限范圍內施行。上述規定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即公安部的通知屬內部規定，對檢、法兩院沒有約束力。因公安部行使司法解釋權的主體不適格，其所作解釋不具有普遍約束力，實踐中會導致司法程序延宕、法律適用不一等弊端。第二，網絡誹謗罪作為公訴案件的標準。網絡誹謗罪作為公訴案件的標準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實踐中，因被誹謗人是官員或地方政府而認定其符合公訴條件，提起公訴或進行拘捕的現象屢有發生。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或政府官員的所有行為是否都代表了國家利益。刑法學界通常認為，誹謗罪是破壞他人名譽的行為。

我國將誹謗罪歸類于侵害名譽權類犯罪下。誹謗罪之所以進行公訴，本質原因是由于誹謗損害的法益已經超過公民個人的名譽權范疇而上升到社會國家利益層面。所謂國家利益，是指“一個國家的生存利益和發展利益”。

二、自訴案件的網絡誹謗案立案管轄?

根據《刑法》第246條的規定，網絡誹謗案件一般屬于自訴案件，應當由公民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公安機關不得作為公訴案件管轄。作為自訴案件的網絡誹謗案立案管轄法律規定不合理主要表現在證據問題上，涉及兩個層面的內容。 一是證據的收集問題。一方面，網絡誹謗犯罪具有較強的復雜性、隱蔽性、智能性，自訴人收集證據的難度大。互聯網是一個建立在現代計算機技術基礎上的成千上萬相互協作的網絡以及網絡所承載的信息結合而成的集合體，是一個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面最廣，資源最豐富，使用最為迅捷的網絡信息庫。

它以犯罪現場的虛擬性、非中心性、無邊界性消除了物理空間的限制，同時也消除了傳統誹謗犯罪所受到的時空條件的制約。行為人使用匿名和假信息可以在任何地點登錄網站實施誹謗犯罪，自訴人在網絡空間中既難以確定誹謗行為人真實的地理位置，也難以知曉信息的原發當事人為何人，原初信息上傳地為何處。隨著BBS公告欄、點對點傳播技術等廣泛應用，互聯網打破了原先以傳統介質為載體的信息傳播模式，信息內容極易復制或再分配，使網絡誹謗犯罪比傳統誹謗犯罪引致的后果更大。而在以磁向或光信號的形式存在的網絡虛擬世界里，網絡誹謗犯罪行為人與傳統誹謗犯罪行為人更具備相當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智能化水平更高，對使用痕跡的清除和資料的變更易于反掌，證據隨時可能被毀滅。網絡賦予誹謗犯罪較強的復雜性、隱蔽性、智能性，使網絡誹謗案證據的收集相對于傳統誹謗案而言更為棘手。另一方面，自訴人沒有偵查權限，很容易產生因舉證不能而得不到保護的后果。我國認為犯罪偵查是一種國家職能，實行一元制偵查權制度，即只有國家的專門機關才有權進行，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進行犯罪偵查活動。網絡誹謗犯罪的特點決定了證據收集對科學技術、設備和知識的依賴性較強，而自訴人既無國家公權力的支持，有無先進的偵查設備和專業技能人士輔助，自訴人獲取證據極其困難。?

二是證明標準問題。

證明標準是指法律關于負有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運用證據證明爭議事實、論證訴訟主張所須達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15]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9條規定，我國自訴案件的起訴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其含義首先指能夠收集、應收集的證據均已依法收集；其次是指凡對定案有意義的事實和情節均有證據予以證明；其三是證據之間、證據和案件事實之間沒有矛盾；其四是綜合全案證據，得出的結論是唯一的，排除其他可能性。這就是說，根據全案證據，不僅從正面充分證明所認定的事實足以得出關于案件事實的正確結論，而且從反面排除任何關于案件事實的其他可能。確實與充分的統一，就是證據的度，即在質量和數量上均達到訴訟證明要求的標準。[16]這一標準不僅過高，而且極不科學。事實上，在訴訟程序中，往往應當有多個證明標準。只有這些層次與高度都不同的“門檻”緊密而邏輯地組合在一起，才能構成一個正義的法律結構。

(1)刑事自訴案件的立案標準不應高于公訴案件。相對于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的公訴權來講，作為個體的被害人的自訴權是薄弱的。即便如此，《刑事訴訟法》對公安機關和檢察院所管轄的公訴案件立案標準的要求，也只是“發現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即可。而對于并不擁有偵查權和采取強制措施權的被害人個人，卻要求其在立案時就具備“犯罪事實清楚，有足夠證據”的條件，顯然是不現實和不合適的。

（2）不符合刑事訴訟活動的認知規律。對于一個歷史事件，我們可以首先確定它的一般特征，然后確定它更加精確的細節，直至確定所涉及的人物的個別姿態和思想，但是要完完全全地確定這一事件及其原因仍然是一個只能不斷接近而永遠達不到的目的。誠然，認識按其本質來說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但是這一過程不可能達到的目標不是絕對的事實而是對事實的絕對認識。

（3）違背審判規律。刑事訴訟是一個由立案、偵查、起訴、審判等階段漸進的過程，盡管現行《刑事訴訟法》要求在偵查終結時、提起公訴時和作出判決時等不同階段的證明標準是一樣的，即都應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犯罪事實是否清楚，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應當是在開庭審理后才能作出判斷，法律規定的刑事自訴案件一般是“輕微刑事案件”或“可能判處三年以下徒刑的刑事案件”，這應是經法院全面審理后才能最終確定的事情。先判后審，違背審判規律。?

三、網絡誹謗罪立案管轄的基本原則?

由于網絡空間具有的種種特殊性，現有法律法規遠遠不能滿足遏制和懲處日益增長的網絡誹謗犯罪立案管轄的需要，根據目前我國立案管轄的立法現狀，結合網絡犯罪的發展趨勢，筆者認為應明確以下原則：?

（一）公共言論與一般言論區別對待的基本原則 公共言論是指涉及必須由大眾直接或間接投票表示意見且與公益有關之公共問題的“政治性言論”。[18]相反，與自治無關的“私言論”是一般言論。以下幾類言論為公共言論：宣揚政治理念的言論，討論政府行為（有關立法、司法、執法）的言論，批評政府官員（公職行為，以及某些范圍內的私人行為）的言論，討論社會問題的言論。[19]在網絡傳播中，網絡言論以其豐富多彩的形式突破了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傳媒與政府的同一步調，打破媒介對社會輿論的相對壟斷性。一方面，網絡通過電子郵件、論壇（或者討論組、公告牌）、個人網頁等形式為給每個人提供了更開放的表達自己的空間，“在廣大浩瀚的宇宙中，數字化生存能使每個人變得更容易接近，讓弱小孤寂的人也能發出他們的心聲”[20]。另一方面，網絡的匿名性使人獲得了一種安全感，從而進一步鼓勵了公眾在網上發言，使他們站出來與大眾都深信不疑的信念相對抗，并堅決為自己的想法辯護。

可以說，網絡環境下評點政治的公共言論空前發達。對于公共言論的態度，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監督政府。筆者認為，討論公共問題的言論應當比涉及私人利益的言論得到更大的保障。因為，就根本而言，公共利益之維持有賴于言論自由。但在實踐中，因評論政府、評論政府官員獲罪屢屢發生，現實呼喚建立網絡言論空間的規范，公權力不應隨意剝奪網民的發言權。

（二）審慎運用刑罰原則 在一個多元化利益的社會中，利益的沖突或者失衡在所難免。而立法者的職責，是要通過立法的價值選擇把利益的沖突或者失衡控制在公平的范圍內，使多元化利益的結構實現有序化。

刑法保護社會秩序不在于將個人置于立法者或司法者所預期的位置，或者要求個人達到國家或社會為其設立的特定目標，而在于確保個人自由行動時不違背有利于社會秩序生成的條件。

法律價值是一個由多種要素、以多元形態存在的體系。在該體系內部各種價值要素的位階是上下浮動的。在社會發展的每個階段和每個特定時期，總是有一種價值處于首要地位、其他價值處于次要地位。

誹謗罪的具體建構體現了現代社會面對人格尊嚴與言論自由的兩難境地，正義天平傾斜的方向及角度都是社會價值觀的體現和引導。目前，我國各級政府正在大力踐行“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理念。通過網絡輿論的力量，能更好地引導和督促政府官員廉潔奉公，促進各級政府和官員以創新精神改進作風建設的突出矛盾和主要問題。

輿論監督的客體重點是權利，重點則是權力組織和決策人物，建立健全的監督激勵機制最大的憂患莫過于人民表達權得不到充分保障，過于苛責的誹謗法會導致大眾及媒體不敢暢所欲言。因此，我們應該認識到并不是所有問題刑罰都能解決，應當盡可能少地用刑事強制來維護社會秩序，盡可能多地保留公民個人的自由，這也符合刑法的謙抑精神。并且，刑罰的適用是有一定成本的，刑罰作為對犯罪的懲治手段，需要一定的物質支撐，刑罰作為一種社會資源是有限的，每個國家抗制犯罪的資源投入也是有限的。因此，以最小的控制犯罪支出達到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對于我國尤為重要。就網絡誹謗而言，公共言論應免責，對于一些社會危害性小的網絡誹謗，應給予被害人充分地自由選擇權，讓其決定是否發動刑事程序，既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又能給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更大的空間解決矛盾，緩解兩者的沖突。這樣既節省時間，節省訴訟資源，又有利于實現實質的公正。

四、網絡誹謗罪立案管轄的完善

（一）法律或司法解釋對網絡誹謗“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予以明確列舉 公安部的通知對刑事訴訟法中網絡誹謗的立案管轄的補充解釋本質上屬于部門規章，通知的內容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效力層級低，最終導致公檢法三機關對立案管轄制度各有各的解釋，造成了實踐中立案管轄權行使混亂的局面。《立法法》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同時規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此外，1981年6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規定：“凡屬于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于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應盡快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法律或司法解釋對網絡誹謗“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予以明確列舉，形成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法律或司法解釋。

（二）增設網絡誹謗不處罰的例外規定 法律對公職人員與普通公民在名譽權保護問題上未作區別，事實上將公民名譽權和官員名譽權區別是必要的。官員在行使公權力的時候享有的名譽權實質上是公法問題。這是因為官員公權力來源于公民無償給予。根據對等原則，官員對公民基于其職務行為的批評應保持克制、包容、謙恭的態度。所以，官員職務上的名譽權應是一種受限制的名譽權。現代法治國家都傾向于加大對普通公民名譽權的保護力度，對官員職務上的名譽權規定了增加若干不構成誹謗罪的例外情形。比如，新加坡刑法規定，為了公共利益而披露他人真實事實的，以及出于善意而對公職人員和公眾人物提出批評意見的，不構成誹謗罪。[25]在美國，誹謗罪由損害名譽、公布誹謗材料、惡意三個要件構成。如果所公布的材料真實，且動機良好，或者如果不明真相，誤傳誹謗性材料，都不構成誹謗罪。[26]日本刑法規定，對符合以下三個要件的損害名譽行為不處罰：披露事實和公共利益；有關事實的公共性披露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公共利益目的的；公益性事實的真實性能夠被證明事實真實性的證明。[27]免罰例外的明確規定，使得刑法對于言論自由的限制劃定了明確界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罰對于言論自由的過度干預，體現了對于言論自由的保護。“必須永遠記住這一原則，即公民應該有權對于社會活動家的行為發表意見和寫出文章，而不受任何法律的裁判”。[28]為此，應當樹立牢固的言論自由觀念，將刑事司法視為言論自由的保護神，而不是言論自由的梗桔。要積極勇敢地追求和貫徹審判獨立，抵制各方面的壓力。在那種平衡很難把握的時候，更應當側重于對自由的保護。

四、建立網絡誹謗自訴轉公訴的合理機制 對網絡誹謗“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按公訴程序處理，一般網絡誹謗除按自訴程序處理外，還應建立網絡誹謗自訴轉公訴的合理機制。這是因為網絡誹謗罪取證難度大，指控犯罪的前提就是要有足夠的證據，若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支持，是無法達到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的目的的。網絡誹謗證據的收集憑借國家公權利尚難實現，單憑個人力量往往困難重重，阻礙了被害人自訴權有效性和現實性的行使。這就要求網絡誹謗自訴案可以合理轉化為公訴案。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對于其中證據不足的，根據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4條規定，對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刑事案件，因證據不足駁回自訴，可以由公安機關受理并移交的，公安機關應當受理。所以，按此規定，公訴機關和人民法院認為證據不足需要進行偵查的，公安機關都應當受理。同時，由于自訴人沒有繼續自訴的能力，案件不能再進入自訴程序。偵查終結后，屬于網絡誹謗自訴案的應告知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訴，屬于網絡誹謗公訴案的應啟動公訴程序，由檢察院提起公訴。

隨著時代社會的不斷進步，傳統的立案管轄在面對網絡立案管轄的情況下或出現很多疑惑，尋求網絡誹謗犯罪刑事立案管轄制度改革完善的重要途徑，實現更佳全面的管轄制度，共建和平健康的網絡環境。

誹謗罪起訴狀范本

網絡誹謗刑事案件司法解釋全文

誹謗罪的處罰標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