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法在中國的實現方式，實際上最終是一個法律制度與現實國情相吻合的問題，破產立法及其實現是在中國入世的背景下進行，還關系到一種國家間的制度競爭，這種實現方式如果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也難以與世界制度接軌，從而不利于吸引國際資本市場的關注，甚至也不利于吸引國內資本，主導角色由法院向銀行的讓渡，應是其中變革的一項。

(一)對于法制建設的意義

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法律制度更多的表現為一種資源的配置手段，法律制度中所體現的利益關系鼓勵或者抑制經濟活動主體的交易關系。破產法律制度作為公司法和商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擔負著將經濟資源從失敗的經營者或者低效率的經營者轉向成功或者高效的經營者手中的任務，實現一種對市場預先自發資源配置過程的事后矯正，另一方面則對投資者(主要是債權投資者)起著一種事前的引導作用，令其在投資之前充分考慮到投資的制度風險以更好的形成投資決策，還有一點就是，在我國市場信用低下的條件下，破產法律制度的規定可以起到某些補充的作用。

根據上述分析，破產法實現方式的變革必將更加有利于破產法目的的實現以及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制度的改變最終引發交易各方利益分配和風險分擔的變動。這種利益保障和風險分擔無疑將要降低債務人違約風險給債權人帶來的損害，從而提供債權人向債務人提供信用的積極性，這樣整個社會的債權融資即得到鼓勵。縱觀西方發達國家，其企業融資的順序一般是債權融資-內源融資(留存收益)-股權融資，在財務杠桿的作用之下，適當的債權融資將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價值，從而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而我國企業的融資結構偏好恰好相反，是一種股權融資-內源融資(留存收益)-債權融資，[5]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國的法律對債權人的保障制度不完善，這一方面限制了我國企業的融資渠道，另一方面則降低了我國企業的競爭力。

如果破產法律制度設計適當，則對于吸引投資者的積極投資，維護經濟秩序以及以之為基石的整個社會秩序的平穩，都將起著非常重大的作用。

(二)對于銀行和金融市場的意義

加入WTO以后，我國的銀行業將整體面臨國外銀行的挑戰。效益偏低和分業經營是制約我國銀行發展的兩大缺陷，這兩點也是相輔相成的。我國商業銀行體制目前實行的是分業經營的體制，即在立法把商業銀行類型和投資銀行類型的業務明確劃分，分別由不同的金融機構進行。這種體制的形成以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大爆發為契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規避金融風險的考慮，即銀行投資難以收回，違背了銀行經營的安全性流動性和贏利性的要求。對于以債權形式投資的銀行資本而言，這種風險很大程度上是與有限責任制度相關，也即債權人的利益在經營失敗的情況下難以得到保護。由此而言破產法律制度的設計適當，對銀行和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是頗有意義的。從世界范圍內觀察，銀行向全能方向發展是大趨勢。在金融業的競爭日益激烈的條件下，商業銀行面對其他金融機構的挑戰，利率不斷降低，迫使他們不得不從事各種更為廣泛的的業務活動。

通過吸收資金的負債業務，其結構發生變化，可以獲得大量長期資金來進行更多的業務活動，特別是長期信貸和投資活動，在這樣的形式下，國家金融管理當局也逐漸放寬了對商業銀行業務分工的限制,破產法律制度作為基礎經濟關系的調整工具，無疑在交易層面降低了銀行投資的風險，也為銀行混業經營創造了條件。在我國加入WTO，外國銀行業即將涌向中國市場的條件下，我國仍堅持分業經營的商業銀行將難以面對國外規模巨大的全能銀行的挑戰，而其中的一個制約因素是投資業務的風險過大，在這一點上，破產法應能夠對商業銀行向全能方向發展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