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企業破產與自然人破產的立法目標并不完全相同。由于當今社會企業破產案件的大量存在，企業破產引發的社會問題和利益沖突變得日益復雜和尖銳，各國破產立法的制度構造相應地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破產和解及公司重整等破產預防制度成為破產立法體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對債務人的救濟和康復問題的關注及相應措施的采用；債權人利益與其他社會群體利益之間的矛盾在破產案件中日益凸現。這些問題程度不同地反映到了不同的破產法理論觀點之中，并開始在美國破產法理論界出現正面交鋒，英國一些學者也加入爭論。關鍵詞企業破產破產立法立法目標破產法流派評價通過對破產制度發展歷史的考察可以發現，免責制度產生之前，破產法調整的債權債務關系的天平主要是向債權人一方傾斜，免責制度產生之后開始趨向于在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平衡，繼而有向債務人傾斜的趨勢，其標志主要在于免責制度、自由財產制度及自愿破產制度。當企業破產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常態現象，尤其是當企業破產事件中投資者有限責任制度出現之后，企業破產立法的目標發生了不同于自然人的變化，企業破產法所尋求的目標已不再像自然人破產那樣謀求債務的免責和自由財產的另外處理，不再僅僅謀取債權人和債務人兩極重心和方向的平衡，而是加人了社會力量而成為三維方向的作用力量和平衡關系。早期破產制度發展的主線始終沒有脫離債權保障的主題，并以此作為當時制度發展的基礎，甚至可以說其他破產立法目標和政策的產生都是依從或者服務于債權保障這一目標。比如，挽救企業以避免其陷人破產清算也是建立在挽救企業本身是對債權人更為有利這一判斷的基礎之上—當時對挽救企業以實現社會的就業目標政策等方面的考慮要么沒有產生，要么即便產生了也是近乎于無意識的；再如，雖然晚近破產法的發展開始在破產分配中慮及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利益，但債權人的優位理念并無發生根本動搖，破產分配毫無疑問是建立在債權人利益絕對優先于任何其他利益的前提之上的。然而，當代社會隨著企業破產案件的增多，破產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和利益沖突變得日益復雜和尖銳，各國破產立法的制度構造相應地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表現在：（l）一般破產主義和自愿破產制度的廣泛推行；（2）破產和解及公司重整等破產預防制度成為破產立法體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3）立法態度上對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考慮；（4）對債務人救濟和康復問題的關注及相應措施的采用；（5）社會公眾利益及其與債權人利益矛盾在破產案件中的日益凸現。這些問題程度不同地反映到了不同價值觀念指導下的不同的破產法理論觀點之中，并開始在美國破產法理論界呈現出正面的爭執和交鋒，英國一些商法學者在加人爭論的同時也開始審視本國破產立法的目標定位。一、關于企業破產立法目標的爭論自上世紀80年代始，美國破產法研究中漸漸出現了對企業破產立法的目標的不同認識，并最終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和流派，一派以杰克森（ThomasH??Jackson）、白耶德（DouglasG??Baird）等學者為代表，強調債權人利益的最大化目標，將債權人利益得到滿足的程度作為判斷破產程序正當與否的唯一標準；另一派以沃倫（ElizabethWarren）、維斯特布魯克（LawrenceWestbrook）等學者為代表，強調破產的損失分擔，認為凡是受到企業破產的消極影響的所有利害關系主體的利益均在破產制度設計的考慮之列。杰克森等人從法經濟學的視角出發，主張破產法的正當目的應當歸結為一個：那就是債權人利益的最大化。[1]依照杰克森的觀點，破產法應當看作是“多數債權的一種實現方式”，是對眾多作為破產人財產的“公共所有者”（即全體等待破產分配的破產債權人）都對該公共財產主張權利時，為處置“公共魚塘”（commonpool）問題可能面臨的個人隨意釣魚的矛盾做出的反映。杰克森進一步指出，破產程序是替代個別執行的一種制度，它對債權人的意義在于可以降低集體談判的成本，增加公共魚塘的財產總量并提高執行的效率。因而，債權人利益之外的諸如雇員、經理及公司所在社區的其他成員的利益的保護均被認為是在破產法的功能之外，即便是挽救商號的存續也不被認為是破產法的獨立目標。他們認為，基于債權人利益最大化的考慮，破產法中的所有政策和規則設計都應在于保證債權人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其所關心的是在既定的財產總量基礎上盡力擴展其價值，而不是確定各種權利在此既定財產總量基礎上的分配。相應地，破產法不應當創設新的權利而只能夠完成破產程序開始前既存權利的確認和轉化。只有在某項權利可能與債權人的共同利益發生沖突時，該項權利的轉化方得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