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諧社會的前提是人與自然和諧，《環境保護法》肩負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歷史使命。修改《環境保護法》需要把握三個基本問題：一是環境問題的本質。環境問題的本質就是人類活動及其影響超出自然環境的極限邊界所致，《環境保護法》以義務為出發點來限制人類的活動，通過極限與分配來確定環境開發者的權利義務，協調人與自然的矛盾。二是《環境保護法》定位。將《環境保護法》定位于基本法，以履行循環利用資源、防治環境污染義務為出發點，遵循環境與資源整體性規律、生態規律等自然規律，整合、創新環境保護法律制度體系。三是反思環境管理權。國家為全體人民的利益履行保護環境資源的義務是國家享有環境管理權的前提，《環境保護法》強調環境保護管理部門履行保護環境的義務，創新環保靠政府、政府靠公眾的運作機制。【關鍵詞】環境保護法；環境問題；環境保護；環境管理權;義務【寫作年份】2007年【正文】《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從1979年試行經1989年正式施行到今已有18個年頭了，期間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發生了諸多變化，許多環境保護的理念與制度在不斷創新，《環境保護法》的修改完善已引起學界與立法部門的密切關注。在眾說紛紜中我們選擇了《環境保護法》的出發點來探討其修改與完善。一、環境問題的本質與《環境保護法》的出發點資源與環境是人類經濟社會增長與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臭氧層破壞、全球變暖、酸雨、沙漠化和干旱、生物多樣性破壞、資源匱乏、能源短缺等全球性環境問題威脅到人類生存與發展時，對資源開發利用及環境保護的法律調整就成為一國法律的重要使命。環境資源法學形成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特別是可持續發展成為世界各國的發展戰略之后，環境資源法學已發展成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資源法在應對環境問題的過程中誕生，是人與自然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1]人與自然的矛盾的直接表現就是環境問題日益嚴重，這是人類活動超越了環境的極限邊界所致。在自然規律作用下，自然環境有一個生產有機物、降解污染物的最大能力，這給人類活動設置了一個極限邊界，如大氣、江河、海洋容納污染物的最大能力，森林、草原、水資源等的最大供給能力等極限。這個極限是有限的人類生存空間的自然環境所具有的不可改變的特性或者功能。但是，人類的能力越來越大，人類活動給自然環境施加的壓力更大，超越極限，自然環境已不堪重負而產生了所謂的正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如海洋魚類衰竭就是人類捕撈活動超越魚類再生產能力給人類行為劃定的開發利用海洋漁業資源的極限邊界的結果；江河環境污染就是人類向江河排放污染物的活動超越其容納污染物的最大能力這一極限邊界的結果。可以說環境問題的本質就是人類活動及其影響超出自然環境的極限邊界所致。抓住環境資源問題的本質，就找到了應對環境問題的鑰匙——極限與分配。在自然環境極限邊界內，環境資源是有限的，人類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欲望卻是無限的，以有限的環境資源滿足人類無限的需求，需要貫徹分配的方法。[2]極限與分配涉及環境容量和環境承載力到底有多大？如何分配是合理的、有效的？這需要環境科學的研究。如何保障人類活動不超越環境容量和環境承載力的極限？如何保障分配的正常運行？等，這需要引入法律來規范人類的行為。人類為此創設了許多法律制度，如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對環境容量、環境承載力以及人類開發利用環境資源后果等進行環境影響評價；許可證制度，對人類分配有限資源進行規范化，等。如我國《漁業法》規定，對可捕撈的漁業資源，政府通過捕撈許可證來分配，根據捕撈量低于漁業資源增長量的原則，確定漁業資源的總可捕撈量，實行捕撈限額制度來保障漁業資源的可再生產能力，在有限漁業資源量的范圍內確定單位或個人從事捕撈業的權利。[3]捕撈許可證的規定就是在強調不要突破漁業資源再生產能力的極限邊界，在極限邊界內有計劃地在從事捕撈業的單位或個人之間分配可捕撈的漁業資源量，從而為從事捕撈業的單位或個人的捕撈行動設置限制，要求他們服從捕撈計劃的統一安排，約束自己的牟利欲望，必須在捕撈許可證規定的范圍內從事捕撈活動，以保證漁業資源不至于被過度捕撈而衰竭。包括捕撈許可證在內的環境資源許可證制度正是借用了許可證這種行政管理手段來分配有限的資源，通過加強對環境資源的許可證管理來保障分配的正常秩序，從而將人類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行為限制在自然環境的極限邊界以內，達到保護環境資源的目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