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原告江甲、江乙，被告李丙。1981年二原告的父親江某與被告的母親劉某結婚(雙方均系喪偶再婚)。江某與劉某在結婚之前約定，李丙(12歲)與他們共同生活;江甲(15歲)、江乙(14歲)不隨他們一起生活，在江某的收入中每年拿出400元給江某的父母，江甲、江乙隨其祖父母一起生活。1982年開始，江某與劉某開始從事個體經營，經營服裝和布匹，收入頗豐。江某與劉某每年給江甲、江乙的錢都在1000元以上，另外還有服裝及生活用品等，足夠江甲、江乙的生活和教育等費用，直到江甲、江乙19歲高中畢業找到工作為止。在江甲、江乙結婚時，江某與劉某分別給了15000元錢。2001年江某去世，江甲、江乙與李丙、劉某協商處理了對江某財產的繼承。2005年11月份，劉某因病去世，留下一棟380平米的樓房(價值約60萬元)、存款27萬元及5萬余元的生活用品。江甲、江乙與劉某因繼承糾紛訴至法院，請求法院確認其繼承人身份并繼承劉某的遺產。

分歧意見：

法院在審理中有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支持二原告的訴訟請求，二原告在未成年時的生活費及教育費是有其生父江某與劉某共同支付的，這說明二原告與被繼承人形成了扶養關系，雖然二原告在被繼承人病重期間沒有盡贍養義務，但由于被繼承人和被告的經濟條件比較好，而二原告的經濟條件比較差，還不能認為二原告構成了對被繼承人的遺棄，即二原告沒有喪失繼承權。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應當駁回二原告的訴訟請求，因二原告與被繼承人沒有形成法律上的扶養關系，不屬于繼承人的范疇。被繼承人生前給予二原告生活費、教育費等，并不是在履行自己的法定義務，而是基于與其生父的婚姻關系所自愿承擔的道德義務。

最后，法院采納了第二種觀點，判決駁回了二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理評析：

本案要確認二原告是否享有繼承權，其關鍵問題是要弄清楚二原告與被繼承人劉某是否形成法律上的扶養關系，即被繼承人劉某在和二原告的父親江某結婚后對二原告支付生活費、教育費等是否屬于法律上的扶養關系。筆者認為，二原告與被繼承人沒有形成法律上的扶養關系。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再婚的當事人對丈夫(或妻子)的未成年子女并沒有法定的撫養義務。我國法律沒有規定再婚的當事人對丈夫(或妻子)的未成年子女有撫養義務，既然法律沒有規定有撫養義務，那么任何人也沒有理由增加當事人有這個義務。雖然通常情況是再婚的夫妻與對方的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對另一方的未成年子女提供生活、教育等費用并進行監護和教育，法律上認定這種情況形成撫養關系只是對事實的認可，這不過是當事人自愿選擇的結果;但當雙方離婚時，也并不需要像親生子女那樣承擔對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等。

其次，本案被繼承人劉某沒有與二原告共同生活，即沒有與二原告形成撫養關系的意思。被繼承人在與二原告的父親江某結婚時約定，二原告不能與其共同生活，二原告的生活、教育等費用由其父親江某的收入中支出，雖然在其后的實際生活中是用被繼承人與江某的共同財產為二原告提供了大部分生活和教育等費用，但被繼承人一直沒有與二原告共同生活，也沒有表現出與二原告形成撫養關系的意思表示。

再次，承擔未成年人的生活和教育費用并不是形成撫養關系最本質的法律特征和必不可少的條件。法律雖然沒有對形成撫養關系的條件做出明確規定，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承擔未成年人的生活和教育費用并不是形成撫養關系最本質的法律特征和必不可少的條件，形成撫養關系最本質的法律特征應當是形成撫養關系的意思表示、在一起共同生活及繼父(或繼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和教育。例如，再婚的夫妻即使實行約定財產制，如果未成年子女由其父親(或母親)承擔生活、教育等費用，但只要在一起共同生活，繼父(或繼母)對繼子女實施了監護和教育工作，也同樣認定為形成撫養關系;再婚夫妻為了避免家庭矛盾等商議將一方的未成年子女寄養在親屬家，因為有形成撫養關系的意思表示，并提供了生活、教育等費用，盡管不在一起共同生活，仍然也可以認定形成撫養關系。

總之，本案被繼承人雖然承擔了二原告在未成年時期的部分生活、教育等費用，但由于這并不是形成撫養關系最本質的法律特征和必不可少的條件;況且被繼承人沒有與二原告形成撫養關系的意思表示，為二原告提供部分生活、教育等費用不過的基于與二原告父親的婚姻關系所盡的一種道德義務，因在法律上找不到必須盡這種義務的法律根據。如果公民因為盡道德上的義務而對其苛加不利后果或者義務，顯然是有悖法理的。另外，允許這種情況下的繼子女繼承，也有悖于我國《繼承法》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基本原則。所以，法院判決駁回二原告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