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精神損害具有無形性、難量化性及個體差異性等特點，要合理確定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實屬不易，正如臺灣學者黃-立所言：“基于精神上法益并無價格可言，自然無法作十分精確的損害均衡”［1］。在反對精神損害賠償的觀點中，數額確定存在技術上的困難也曾是主要理由之一。對賠償數額的確定，由于我國現行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只提供了六條酌定標準，不僅極易導致司法實踐中法官自由裁量權過大，個案賠償數額差異過大等問題，而且法官在每個案件裁判中都要自由裁量，耗時費力，既不利于維護裁判的統一和法律的尊嚴，也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以上海發生的“**氏超市非法搜身案”為例，一女大學生在**氏超市購物時，被疑偷竊，被叫至保安室非法搜身，一審法院以侵犯名譽權為由，判令**氏超市賠償精神損失25萬元，數額之高，一時在全國引起轟動。二審法院認為**氏超市非法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尊嚴，將賠償數額由25萬元改為1萬元。一、二審判決的數額如此懸殊，充分暴露了裁判隨意性的缺陷。因此，盡早制定相對統一的、可操作性的賠償標準，已是司法實踐中的迫切需求。?（一）國外立法和司法實踐中的數額確定方法及評述?對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各國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的做法各異，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1、表格定額賠償法。日本對交通事故、公害等賠償采用此法，即將精神損害進行等級劃分，制定固定的賠償表格，對每個精神損害的級別確定不同的標準，法官在審案時只要查表就可確定賠償數額。如按照1994年《汽車賠償責任保險的查定綱要》的規定，對因交通事故對受害人造成傷害的，將傷害分為1—14級，分別予以1150萬元至31萬日元不等的撫慰金賠償［2］。這種方法的優點是簡單易行，相對統一，特別是定額化的思路很有借鑒意義，但缺點是似乎過于死板，較少考慮被害人的個體差異，難以避免個案中處理結果不合理的情況。?2、按日賠償法。如丹麥曾經規定，侵害人對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每日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15丹麥克朗，對其他病人每日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7.5丹麥克朗，在1968年以后，考慮到物價上漲因素，分別提高到25和10丹麥克朗［3］。該標準已經注意到了精神損害中受害人精神健康受損的情況，并對住院和就診的賠償標準作了區分，以治療時間來確定賠償數額（精確到日），有其科學性。但遺憾的是對精神利益受損但未影響精神健康的情況未作規定，保護范圍過窄，而且也會使一些受害人為取得更高的賠償而人為延長住院和就診治療的時間。?3、限定最高額賠償法。即規定精神損害賠償的最高限額，在此數額之下，由法官根據案件情況自由心證酌定。埃塞俄比亞、墨西哥、哥倫比亞、捷克等國家采用此法。如《埃塞俄比亞民法典》第2116條規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不能超過1000埃塞俄比亞元。”1928年《墨西哥聯邦民法典》第1916條規定，精神損害賠償額最高為其財產損失的三分之一。《哥倫比亞刑法典》第95條規定，賠償數額不能超過2000比索。捷克規定：“涉及任何人身傷害，對其痛苦和遭遇所作的賠償以及對其社會和公共活動的損害賠償額，最高不能超過40000捷克克朗。”［4］限額賠償法在限定最高數額的同時，賦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權，雖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官濫用權力，避免出現“天價賠償”的現象，但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對精神損害賠償額的期待也會“水漲船高”，最高限額將不可避免地面臨法律的穩定性和現實的變化性之間的矛盾。故作者認為，與其限定最高賠償數額，倒不如設定一個最低賠償數額或提供一個一般賠償的定額標準，更能保持成文法規定的“壽命”。?4、分類計算賠償法。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等國家采用此法，即將損害按項目進行分類，再依項目分別計算出各自的賠償數額，最后將各項數字相加，得出賠償總額。比如在法國，法院依案件的種類來確定精神損害程度的等級，通過判例歸納，明確項目的分類，依照不同的項目計算賠償的具體數額和總數額［5］。對精神損害程度進行分級，確定不同的標準，充分考慮到了精神損害中的個體差異問題，比較科學，但其項目分類是通過判例積累歸納，對成文法國家的法官在具體適用中增加了難度，且每項均要進行計算，方法上略顯繁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