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作者：韓宏偉

論農民法律信仰的缺失與培育

韓宏偉

（伊犁師范學院，新疆伊寧835000）

[摘要]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設的思想基礎，是一個社會實現法治的標志。我們要實現法治現代化的目標，培育農民的法律信仰不可或缺，然而農民受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抑制著法律信仰在農村的培育。文章通過對農民法律信仰缺失深層原因的分析，提出培育農民法律信仰的基本路徑，旨在詮釋培育農民法律信仰是推進農村法治建設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農民；法律信仰；缺失；培育

改革開放加快了中國的法治化進程，法治觀念日益深入人心，法制建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這種現象更多地表現在以市場經濟為主的城市社會中。反觀農村，雖然經歷了幾次大型的普法教育活動，但收效甚微，法律并沒有真正走進農民的生活中，沒有在農村獲得現實的生命力。雖然立法以相當快的速度覆蓋了農民生活的許多方面，然而法律的實施情況卻相當不如人意。因為“承諾與現實的距離愈加拉大，人們對法律和法制的期望逐漸化為失望。”[1]P158這種現狀背后所詮釋的全部要義就是農民對法律信仰的缺失。故此，我們需要認真思索和研究農民法律信仰缺失的深層原因，以在此基礎上培育切實可行的路徑，因為它關乎到我國法治現代化的整個進程。

一、農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禮俗社會傳統文化的影響

禮俗社會講求的是一種仁義、寬讓、相安和睦的秩序，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的重要性與特殊性使得農村文明承載著一定的連續性。而這種連續性很少受到現代文明的影響，畢竟，幾千年形成的鄉土文化是很難在短時間內就被現代文明所同化。因此，農民基于此原因所形成的獨特的社會關系也就決定了法律很難在農村立足，因為鄉土規范在農民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烙下了深深的印跡。在農民傳統的思想觀念中，鄉土規范是最具權威的，盡管有時候是違法的。鄉土規范講求“和為貴”，用法律手段解決農村糾紛，是不合時宜的。一旦有人用法律手段或其他方式破壞傳統倫理和鄉土規范秩序。那么，鄉土社會的攻擊武器——“輿論”就會站出來制裁冒犯者。首先是意見制裁——“對大多數人來說，社會的譴責和贊許就是生活的主宰”，然后是交往制裁——“人們可能拒絕協作使冒犯者失去外界的朋友和他們習慣了的社會關懷”，[2]P6使冒犯者在當地的行為支持系統被破壞掉。在此過程中，農民因破壞傳統倫理和鄉土規范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其收益在大多數情況下卻遠遠低于這種成本。基于利益選擇，他們只能做出傾向于傳統倫理或鄉土規范的行為，除非其破壞這種規范的收益大于或遠遠大于這種成本。這種行為模式具有巨大的暗示作用，它使得農民在不存在這種利益比較的場合，去服從傳統倫理和鄉土規范。其“并非根據什么理由，而是由于他感到必須如此，他被社會暗示住了。”[3]P114。福柯指出：權力并不是哪一個人絕對擁有的“東西”，而是一種可能發生流變的關系。所以，當代表國家權力的法律進駐農村時，遭到鄉土權威的弱化就不難想象。因此，蘇力教授稱：“在這樣的一個地理空間和人文空間中，從中央政府散發出來的國家力量來到這似乎帶有隱喻意味的‘沙漠邊緣’，勢必已是‘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4]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