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至2010年期間，被告福建省某包裝彩印有限公司向原告福建某紙業(yè)有限公司購買瓦楞紙，截至2010年4月30日，被告共欠原告貨款86645.37元。原、被告雙方對貨款的支付期限既未進行約定，亦未形成自己的交易習慣。2010年4月30日，原告將對賬單傳真給被告，被告蓋章確認后于2010年5月10日回傳給原告。2010年7月1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貨款20000元，剩余貨款未支付，原告于2012年10月26日訴至法院。

【分歧】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存在以下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每筆貨款的訴訟時效從被告收到貨物時，已經(jīng)開始計算。原、被告的對賬行為，并沒有原告向被告主張債權或被告同意履行債務的內(nèi)容，不構(gòu)成訴訟時效的中斷。2010年7月1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貨款20000元的行為，構(gòu)成訴訟時效的中斷，故原告于2012年10月26日向法院起訴，已過訴訟時效。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的訴訟時效從原、被告對貨款進行對賬確認后開始計算，2010年7月1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貨款20000元的行為，構(gòu)成訴訟時效的中斷，故原告于2012年10月26日向法院起訴，已過訴訟時效。

第三種意見認為，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訴訟時效應從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權利時起算。本案中，原、被告雙方的對賬行為，并無催討或主張的內(nèi)容，故不具有訴訟時效起算的效力，被告支付20000元貨款的行為，亦無證據(jù)證明系因原告的主張履行，因此該行為同樣不具有訴訟時效的起算效力，也不引發(fā)訴訟時效中斷的效果，故原告的訴請并未超過訴訟時效。

【評析】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屬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合同法第61條第(4)項規(guī)定“履行期限不明確的，債務人可以隨時履行，債權人也可以隨時要求履行，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合同法第161條規(guī)定“買受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時間支付價款。對支付時間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guī)定仍不能確定的，買受人應當在收到標的物或者提取標的物單證的同時支付”，根據(jù)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的原則，本案應適用合同法分則中專門針對買賣合同制定的條款即第161條的規(guī)定，被告應在收到每筆貨物的同時支付價款，故每筆貨款的訴訟時效從被告收到貨物時，已經(jīng)開始計算。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審判長、法學教授吳*寶在其論文《準確起算訴訟時效，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中，對合同法第161條的理解和適用進行了專門的論證和指導，他提出，合同法第161條的規(guī)定只是消滅了債務人對債權人主張權利時的合法抗辯事由，即債務人不能在債權人請求債務人履行其付款義務時拒絕履行，對債權人而言是具備了行使收取價款的權利，而沒有規(guī)定債權人在買受人收到標的物的同時應當主張債權，故對合同法第161條應當理解為一個倡導性條款，不是一個強制性條款，不能將買受人應當付款的時間理解為訴訟時效開始的時間。依據(jù)吳*寶審判長的上述觀點，筆者不同意第一種意見中每筆貨款的訴訟時效從被告收到貨物時，已經(jīng)開始計算的觀點。

第二種意見認為，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斯市大成經(jīng)貿(mào)公司與同江市臨江糧庫拖欠貨款糾紛一案的復函》即[2002]民監(jiān)他字第10號答復中，即將買賣雙方的對賬時間作為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故本案的訴訟時效也應從雙方對賬結(jié)束時，即2010年5月10日開始計算。那么，本案是否可以直接套用該答復意見，兩個案件的案情又是否完全相同?本案中，原告將對賬單傳真給被告核對確認，被告收到對賬單后未提出任何異議，蓋章確認后即回傳給原告，雙方均未提及付款之事。而**斯市大成經(jīng)貿(mào)公司與同江市臨江糧庫拖欠貨款糾紛一案中，買方在對賬的過程中即提出大豆的質(zhì)量存在問題，要求將所欠大豆款與質(zhì)量問題一并解決，后雙方未達成協(xié)議。根據(jù)民法通則第137條的規(guī)定，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該案中買方在對賬中提出解決大豆質(zhì)量問題且雙方經(jīng)協(xié)商就大豆貨款和質(zhì)量問題未能達成協(xié)議，此時賣方就應當意識到其收取貨款的權利被侵害，故最高人民法院對該案的答復中將雙方的對賬時間作為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符合法律關于訴訟時效的相關規(guī)定。通過兩個案件具體案情的對比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本案對于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并不能簡單的套用該答復，原、被告雙方在此次對賬過程中，既沒有原告主張貨款的行為，也沒有被告不履行義務的意思表示，故筆者不同意第二種意見中本案的訴訟時效從原、被告對貨款進行對賬確認后開始計算的觀點。

第三種意見認為，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訴訟時效應從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權利時起算，本案中，被告并無證據(jù)證明原告向其主張過債權，故本案并未超過訴訟時效。上文中，筆者已否定了收貨時及對賬后作為訴訟時效起算的觀點，那么，被告支付貨款20000元的行為，是否具有訴訟時效起算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以下簡稱訴訟時效司法解釋)第六條規(guī)定，不能確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訴訟時效期間從債權人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的寬限期屆滿之日起計算或從債務人明確表示不履行義務之日起計算。本案中，被告并無證據(jù)證明其支付貨款20000元的行為系因原告的主張履行，因此，被告支付貨款20000元的行為不符合訴訟時效起算的條件。民法通則第140條及訴訟時效司法解釋第16條規(guī)定，債務人部分履行的，構(gòu)成訴訟時效的中斷，那么，本案被告支付貨款20000元的行為，是否構(gòu)成訴訟時效的中斷?訴訟時效的中斷，一般是指訴訟時效進行中，因發(fā)生了一定的法定事由，推翻了訴訟時效存在的基礎，使已經(jīng)過的時效期間歸于無效的法律制度。訴訟時效的中斷發(fā)生于訴訟時效進行之中，如訴訟時效尚未開始計算或者已經(jīng)屆滿，則不應當適用。在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債務中，債務人主動履行部分債務，并沒有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如在此時即開始計算剩余債務的訴訟時效，對債權人過于嚴苛，亦縮短債務人的履行期限，不利于鼓勵債務人積極主動履行債務。故被告向原告支付貨款20000元的行為，也不構(gòu)成訴訟時效的中斷。

綜上，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收取貨物時及雙方對賬后均不引起訴訟時效的起算，被告支付20000元貨款的行為不也具有訴訟時效的起算效力，更不引發(fā)訴訟時效中斷的效果，原告的訴請并未超過訴訟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