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有以下幾種計算方法：(1)附條件、附期限的，訴訟時效期間的起始點應為條件成就、期限到來之時。而在此之前，債權人所享有的為期待權。(2)約定履行期限的，從履行期限到來之時起算。(3)履行期限沒有約定的，從權利人首次主張權利之時起算;債權人給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的，則從該期限屆滿之日的第二天開始起算。(4)標的為不作為的請求權，從義務人有違反行為之時起算。(5)因違約行為而發生的強制實際履行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和違約金請求權，從違約行為成立之時起算。(6)對侵權損害賠償，從權利人受傷之日起計算，傷害在當時沒有被發現，后經檢查確診的，從傷害確診之日起計算。

訴訟時效從何時開始計算，關鍵是要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何時被侵害?在不同的案件中，因具體請求權的根據及標的不同，在決定應當知道之時這點上有種種差異。我國《民法通則》第137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計算”不甚周密，無法完全適用于司法實踐中出現的紛繁復雜的問題，在我國法律的現階段，對很多有關訴訟時效的案例都有不同的爭議，理論界和實務界在許多問題上的觀點和看法也不相一致，本文采擷其中二個有爭議的問題予以淺述：

1、沒有約定履行期限的債權的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

2003年6月，王某借給陳某5萬元。陳某出具借條：“今從王某處借到人民幣5萬元。今借人陳某，2003年6月10日立。”2006年3月5日王某向陳某催要借款，陳某以債權已經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為由拒不返還。王某遂于同年5月8日訴至法院，請求判令陳某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

對于此案的處理多數意見認為民法通則第137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王某是在2006年3月5日請求債務人履行未果時方才知道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的，本案訴訟時效應從該時啟動。王某起訴并未超過訴訟時效期間。此外還有少數意見則認為，就未定履行期限的債權來說，債權人可以隨時請求履行，故其訴訟時效期間應從權利成立時起算，本案即從2003年6月10日起算，訴訟時效期間已經屆滿，其債權不應再受保護。

筆者同意多數學者的意見，即王某的債權并未超過訴訟時效，法院應予以保護。據民法通則第88條第二款第二項規定，履行期限不明確的，債權人可以隨時向債務人主張履行，但應給予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合同法第206條對借款合同未約定還款期限的，亦作出了類似規定。據此可以認為，當合同未約定履行期限的情形，債權人第一次向債務人主張權利時，即為合同履行期限屆滿時，債務人從此時具有履行債務的義務。如不履行，則構成對債權人權利的侵害，且該侵害為債權人所應知，訴訟時效當然應從此時起算。當然，如果債權人給債務人必要的準備時間的，訴訟時效從準備時間屆滿時起算。具體到本案，王某2006年3月5日向陳某催還借款的行為視為其第一次向債務人主張權利，其借款合同的履行期限即屆滿，而陳某拒絕還款的行為已經侵害了王某的債權，債權人王某亦知道這個侵權行為的發生，故訴訟時效期間從此日起算。則王某同年5月8日向法院起訴理所當然沒有超過訴訟時效，其應享有勝訴權。

從上一案件可看出，在目前理論和實務界對沒有約定履行期限的債權的訴訟時效起算問題，主要有“權利可行使說”和“權利主張說”兩種觀點。“權利可行使說”認為，訴訟時效的本質是對權利的限制，針對的是權利而非義務，因此應從權利可行使時開始計算。沒有約定履行期限的債權，權利人在債權成立后可以隨時主張權利，應從債權成立之日起算。“權利主張說”認為，沒有約定履行期限的債權，權利人可以隨時主張權利，義務人也可隨時履行義務，在權利人沒有主張權利以前，義務人沒有履行義務，不能確定權利人知道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因此，訴訟時效應從權利人第一次主張權利時起算。

筆者原則上贊同“權利主張說”的觀點。“權利可行使說”以權利可行使作為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標準，采用的是客觀標準。該標準沒有顧及權利人的主觀狀態，這種立法往往與較長的時效期間相聯系，我國以客觀標準起算訴訟時效期間是20年，這是最長的訴訟時效期間。我國以權利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害作為普通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時間，這種時效起算標準與我國較短的訴訟時效相適應。我國普通的訴訟時效期間為兩年，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如果以權利可行使作為標準，完全不顧權利人主觀上是否知道其權利受到侵害，不利于權利的保護。沒有履行期限的債權，債權人可以隨時主張權利，債務人可以隨時主動履行債務。在債權人主張權利前，債務人沒有履行義務并不構成違約，故不能主觀上推定債務人不履行義務。由此推及，在債權人沒有主張權利的情況下，不能認定權利人知道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因此，只有履行期限確定后，債務人沒有在期限內履行債務，才能確定債權人知道或應該知道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

2、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訴訟時效的起算。

司法實踐中，人們對于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訴訟時效期間一般沒有爭議，但對于訴訟時效期間從何時起算，爭議還是比較大的，主要有：侵害發生之日、治療終結或傷殘評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權利能夠行使之日。之所以出現這么大的差異，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37條“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的規定過于抽象和原則，導致各人的理解互不相同。下面，筆者對主要的幾種規則逐一進行分析。

㈠、侵害發生之日。最高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民通意見》)第168條規定，“人身損害賠償的訴訟時效期間，傷害明顯的，從受傷害之日起算”，通常受害人當場受傷，所以大多數人據此認為訴訟時效期間自事故發生之日起算。不過，實踐表明，按照這個規則計算訴訟時效期間存在二個難題：

①、受害人治療時間的制約。現實中，涉及人身傷亡的交通事故“事故發生之日”受害人往往并不可以起訴，原因是此時受害人傷情還不穩定，醫療費用持續發生，是否構成傷殘不能確定，受害人不能明確其訴訟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受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訴，必須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為此,受害人如何向法院起訴?并且，受害人的治療周期有長有短，長的要數月，甚至數年，如果以事故發生之日開始計算訴訟時效期間，受害人實際起訴時間將受到治療時間的制約，而對于治療期間超過1年的，等受害人治療結束，已過訴訟時效了，受害人的權利將得不到法律的保護，這對受害人來講是非常不公平的。

②、侵權人不明的制約。我國民訴法規定，當事人起訴必須有“明確的被告”。一般情況下，侵權行為人是明確的,不過，在交通事故賠償案件以下兩種情形下，受害人的起訴將受到制約。(1)肇事人逃逸的交通事故案件,受害人不知道明確的被告，就不具備的起訴條件而不能提起訴訟;(2)其他賠償義務主體不明的交通事故案件。在以上兩種情形下，受害人的起訴會受到發現、查找侵權行為人及賠償義務人過程和時間的制約，若以事故發生之日起算時效期間，將實際減少了受害人的訴訟期間。

㈡、受害人治療終結之日或傷殘評定之日。針對每一個具體的損傷，什么情形、什么時間屬于醫療終結，醫學上并沒有規定具體的時間，而法律上就更無規定了，因此，以治療終結之日起算時效期間，最主要缺陷就是治療終結時間本身很難確定，現實生活中的理解也是多種多樣，有以出院之日作為治療終結之日，有的以康復之日作為治療終結之日，有的以傷殘評定之日作為治療終結之日，這樣一來，時效期間的起算點就不是一個確切的時間，法院很難認定超過期間是受害人主觀上不積極主張權利，還是客觀上不能主張權利。

“傷殘評定之日”雖然時間可以確定，但不是所有事故受害人均需要傷殘評定，明顯不構成傷殘、無需進行傷殘評定的案件，時效期間從何起算?還有，有的受害人符合構成傷殘條件，但卻不積極地進行傷殘評定，時效期間總不能一直不起算，訴訟時效制度的本來目的就是對于權利人怠于行使權利的行為加以制裁，但對于受害人傷殘評定之前的懈怠行為卻無法制裁，由此看來，這個規則也有重大缺陷。

㈢、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這是《民法通則》規定的規則。筆者認為，該規則在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其存在的問題和缺陷表現得尤為突出，是導致時效期間起算規則混亂的根源。首先，“知道”完全是一個主觀標準，僅從權利人主觀上來考量，但訴訟能否變成現實，還取決受害人客觀方面的條件是否具備，因此，該規則強調了受害人的主觀因素，而對受害人實現訴權存在客觀障礙視而不見，實際操作中帶來的后果往往是從根本上違背了訴訟時效制度的立法本意。正如前面我們已經分析過的，知道權利被侵害，但沒有事故認定書，法院不受理，起訴如何成為可能;知道權利被侵害，治療未結束，起訴后不能了結糾紛，起訴還有必要嗎?知道權利被侵害，不知道具體的侵害人或賠償義務人，受害人起訴誰?權利被侵害的程度不明，如何確定訴訟請求?還有，受害人自身原因不能及時起訴，比如，受害人屬于重傷、老弱病殘、孤立無援或文盲等類型的人，既不懂法律，也無經濟實力聘請律師，更無親屬可幫助，其提起訴訟方面確實面臨巨大困難，受害人如何起訴?其次，“應當知道”則是一種法律上的推定，不論當事人事實上是否知道權利受到侵害，只要從客觀上存在知道的條件和可能性，就開始起算時效期間。但由于相關法律未進一步規定構成“應當知道”的具體條件和標準，而授權法官依其自由裁量對時效完成的后果進行干預。審判實踐中，法官認定“應當知道”時，完全憑個人的“自由心證”，因此，該規則受法官的政治、業務素養、道德品格、價值取向、個人情感等因素的影響，彈性太大，使時效期間變成不可預期，不利于維護法制的統一和法律的威嚴，也易為法官的司法腐敗提供了可乘之機。

㈣、權利能夠行使之日。由于以上幾個規則各自存在缺陷和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對于道路交通事故這類特殊侵權案件，訴訟時效的起算規則應作特別規定，可采用“權利能夠行使之日”新規定。

筆者同意采用“權利能夠行使之日”。理由如下：①、符合立法本意。訴訟時效制度設立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以維護社會關系和經濟秩序的穩定，但權利人若確實不知權利被侵害，或者雖然知道權利被侵害，但囿于客觀障礙而不能及時行使，法院仍以超過訴訟時效為由而不保護權利人的利益，將有悖于訴訟時效制度的初衷，畢竟訴訟時效制度是為保護正義而不是為不法者逃避債務、免除責任而設置的。②、符合立法趨勢。就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規則而言，目前世界各國和地區大致存在兩種方式：一是主觀標準，即從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受到侵害時開始起算。二是客觀標準，即從救濟權發生或可得行使之時起算。兩種標準各有利弊，但大多發達國家和地區以客觀標準為主，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35條規定“消滅時效自權利得主張之日起開始”。《瑞士債務法》第60條規定，損害賠償請求權，應當在受害人知道受損害的情況和責任人起一年內行使。《日本民法典》第166條規定，消滅時效自權利得以行使起進行。第724條規定，對于因侵權行為而產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自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悉損害及加害人時起，3年間不行使時，因時效而消滅。我國臺灣地區的《臺灣民法典》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以行使時起算”，澳門的《澳門民法典》第299條第1款規定：“時效期間自權利得以行使時開始進行”。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借鑒的。③、更為公平合理。以權利能夠行使之日開始計算訴訟時效，不僅考慮到權利行使無法律上的障礙，還顧及權利人主張權利在事實上成為可能，相對而言更加公平合理，更有利于對權利人權利的保護。

通過上文對我國的司法實踐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現行《民法通則》一百三十七條對訴訟時效起算原則的規定過于抽象和原則，確有諸多不足之處，無法完全適用于司法實踐中出現的紛繁復雜的問題，導致各人的理解互不相同，并且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會造成對權利人請求權保護不當的情況。有鑒于此，有學者主張訴訟時效期間起算應當從“權利主體能夠行使請求權”起算。筆者也支持這種觀點，“權利主體能夠行使請求權”與“從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不一樣，“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并不一定是“能夠行使請求權時”。如前所述，“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僅是“能夠行使請求權”的一個基礎條件，僅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的事實，但卻不知道致害人是誰，或者是存在著請求不能的不可抗力等客觀障礙，仍然不能行使請求權。如采用“權利主體能夠行使請求權”這種觀點，債權人住院時用電話向債務人催款未果，可以從其出院時開始起算訴訟時效;損害賠償案中的受害人如受傷比較輕可從損傷發生之日開始起算訴訟時效期間;受害人身體受到傷害比較嚴重，需要住院治療，以治療終結出院之日開始起算;侵權人、賠償義務人不明的案件，以明確侵權人以及賠償義務人之日起算等等。采用“權利主體能夠行使請求權”的原則，更有利于對權利人權利的保護。故此，將來制定《民法典》時，筆者建議對沒有約定履行期限債權的權利是否被侵害應采用“權利主張說”觀點;對民事訴訟時效起算表述為：“權利被侵害，訴訟時效從權利主體能夠行使請求權之日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