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死不救可以入罪么

見死不救并沒有直接對此種行為入罪。見死不救在現階段的中國入罪，是不合時宜的，也是不能被多數公眾所接受的。我們可以在道德層面強烈譴責這18名路人，但也只能僅在道德層面，如果動用法律手段制裁，在權利義務的相對說上是能夠說得過去的。法律是權利和義務的結合體，只有權利而沒有義務，沒有權利而只有義務，這都是錯誤的，試想，若見死不救入罪，設定了義務，那么對于這種事件，救助者的權利又是什么?顯然是自己遭遇不測時獲得他人救助的權利。顯然，見死不救在立法技術上不存在障礙。

“見死不救”行為不宜入罪

(一)道德義務不應成為追究“見死不救”行為的依據

從法理學層次上講，“見死不救”行為主要涉及法律與道德的理由。古代社會常常追求法律與道德的結合，因而使得法律和道德并沒有明顯的界限，這樣的歷史，無論東西方，亦然。所以道德的法律強制并不是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理由。但隨著現代自由主義的興起，個人自由成為法律需要保護的價值，個人不受法律強制的私人空間的出現使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劃分成為需要。在沒有法律之前，社會重大的帶全局性關系，主要由道德來調整。法律出現后，將道德的一部分內容剝離出來，由法律來調整。違反法律規范，一般也違反了道德規范，但違反道德規范并不一定違反法律規范。同時，道德更多的是強調義務，而法律不但強調義務，還要強調權利。

同時，由于法律不是萬能的，法律作為社會規范的一種，在任何時期都不會是包治百病、無所不能的，不能把所有的道德要求都上升為法律的要求，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有嚴格的界限。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對于“見死不救”，顯然屬于道德行為，不應當做犯罪行為來追究刑事責任。何況，許多時候“見死不救”的發生，并不是單純行為人主觀上的道德理由，而是客觀上存在著種種不利于行為人進行救助的因素。見義勇為者自身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是人們普遍存在的一種顧慮。由于法律的滯后，見義勇為者的損失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賠償和補償，見義勇為英雄“流血又流淚”的尷尬局面時有發生。

(二)“見死不救”入罪不符合刑法制裁措施的不得已性原則

只要不是出于保護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財產權利和政治權利免受更大侵害這種迫不得已的情況，國家就不能運用刑法的制裁措施來剝奪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等最基本的權利，此即刑法制裁措施的一個根本特點——不得已性?！靶谭ú坏靡研栽瓌t”、“刑法第二性原則”或“分散性原則”等表述，都可以說是國家運用刑法制裁措施不得已性的理論概括。

“國家只能制定顯然必要的法律”(法國《人權宣言》)，如果其他法律制裁措施，如經濟制裁措施、行政制裁措施等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了，而且不用刑法調整相關的法律制度就會從根本上受到威脅，整個社會共同生活的基礎就會受到沖擊的情況下，國家才可以考慮制定刑法規范。因此，從某種作用上來看，刑法制裁措施是其他制裁措施的保護手段，是統治社會的第二道防線。對于“見死不救”行為，我國目前的民事、經濟、行政等非刑罰手段尚未進行有效的調整，如果貿然設立“見死不救罪”，利用刑法制裁措施進行調控，可能會產生比較多的負面效果，其不合理之處顯而易見。

(三)從立法和司法實踐上來看，懲罰“見死不救罪”客觀上存在可操作性的理由

首先，犯罪的主體難以確定。從社會實踐來看，大部分見死不救的行為發生在公共場所，這些地方人多，流動性大，在立法上難以確定犯罪主體的范圍，是不是要把所有見死不救的人都視為犯罪人?如果不是，如何確定犯罪與合法行為的界限?如果打擊面過寬或過窄，既不符合立法目的，達不到法律的社會效益，又不利于司法實踐。

見死不救是一種被社會爭議的行為，由于這種行為大部分的主觀意見取決于當事人的自主選擇，對于這種選擇法律是沒有干涉的權力的，因此見死不救的行為沒有具體的法律處罰。但是對于這種行為，造成的社會的輿論是很嚴重的，所以這種行為還需當事人的真實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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