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知道自己已經肯定要被法院作出有罪的判決時都會聽取律師的意見主動承認罪責并接受處罰，而此時辯護律師就會整理與被告的認罪行為有關的證據材料并遞交給法官請求能夠得到最低限度的量刑，那么，究竟認罪認罰速裁遞交材料有什么作用？

一、認罪認罰速裁遞交材料有什么作用？

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中，固然節約了司法資源，降低了訴訟成本，但必然導致不可能貫徹較高的程序正義標準。一是法庭調查、法庭辯論不再進行，控辯雙方對司法裁判過程的參與程度必然大大降低。二是法官事先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審查和閱卷，一般對被告人有罪問題已產生了強烈的預斷，因此，裁判者的中立性也必然受到消極的影響;三是在被告人自愿認罪的情況下，所謂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證明標準的確定等都失去了原來的意義。被告人一經認罪，就等于放棄了進行無罪辯護的機會，法庭審判要么省略，要么會按照非常簡易的方式來加以安排。這不可避免會造成被告人辯護權被削弱。傳統的程序正義理念在合作性司法中是難以完全實現的。

人們擔心正當性的流失，或者對于刑事速裁程序應當遵循公正優先抑或效率優先的原則的不同見解，都反映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當下正在試點的刑事速裁程序本身是否有足夠的或者說必要的正當性?沒有人否認刑事訴訟程序正當性的價值，只有當刑事速裁程序的正當性問題得到足夠保障時，這一改革才有光明的前景。而我們的認識是，刑事輕微案件速裁程序的正當性應當得到肯定。

首先，對訴訟效率的追求也是程序正當性的應有含義。程序正義價值的實現，必須考慮到國家司法資源的有限性和訴訟成本的節約問題。雖然效率與公正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價值，但效率只要不損害公正價值，不違背公正的基本原則，那么，效率本身就具有了公正的意義。“在自然的自由體系中，效率的原則受到某些背景制度的約束，一旦這些約束被滿足，任何由此產生的有效率的分配都被承認是正義的。”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是一種基于對司法效率追求而采取的司法資源優化配置。從近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發展史的角度看，伴隨著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刑事司法領域經歷了“正當程序革命”。正當程序對于被告人基本權利的保障主要體現在普通程序的設計之中。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學者帕克提出了正當程序模式和犯罪控制模式。在這兩種模式的劃分中，并未充分考慮訴訟效率問題。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分析法學的興起，使得法律程序中的經濟效率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獲得迅速審判本身被視為被告人權利的組成部分。同時，它涉及迅速懲治犯罪這一社會公共利益。在這種理解之下，訴訟效益(率)問題成為正當程序模式和犯罪控制模式的交叉地帶，從而使普通程序與簡易速裁程序的界分呈現出復雜的面貌。再進一步看，刑事速裁程序追求的效率不僅僅是一個快字，同時意味著將有限的司法資源作優化配置，保證另一部分涉及被告人和社會更大利益的案件(判處較重刑罰的案件)在正當程序中有更為充分的司法資源保障。可見，提高訴訟效率本身也為設立輕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提供了正當性依據，而且這也已成為一種原則性的共識。

其次，刑事速裁程序本身體現著正義。“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按照程序正義的要求，刑事審判活動應當及時地形成裁判結果，不能過于拖延。“遲來的正義非正義”，審判活動如果過于遲緩，不僅會導致案件的結案時間大大延長，訴訟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會導致當事人長時間處于待判定的狀態，亦即被訴訟所累。從這一意義上說，當刑事速裁程序在追求效率價值的時候，也在追求著公正價值中的另一些內容。

最后，必須強調的是，刑事速裁程序并沒有脫離公正原則的約束。它仍是在追求公正價值過程中對效率的關注。從正在試點的刑事速裁程序看，程序要求滿足六個條件：一是被告人自愿認罪;二是被告人同意適用速裁程序;三是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四是保持控辯審三方形成的基本程序構造;五是限于輕微的刑事案件;六是保證有必要的刑罰懲罰。這六個條件的約束，刑事速裁程序保證了基本的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當事人的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通過自愿協商得到平衡兼顧，因而刑事訴訟程序的正當性并沒有喪失。

總之，法官拿到檢察院提交的客觀證據后會因為被告的認罪而將審判活動所需的時間盡可能地縮短，并實行速裁的方式將被告的罪行與刑罰相對應從而得出最公正合理的審判結論，而被告及其律師遞交的認罪材料就將成為法官量刑判決最關鍵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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