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民事主體在司法機關偵查案件的過程之中，會承認自己所做過的某些行為，但是并不會承擔自己的罪行，目的在于期待被減刑處理，根據司法機關的規定，坦白但不認罪會被怎樣量刑?一般來說，認罪態度好的行為，可以得到減刑處理。

一、坦白但不認罪會被怎樣量刑?

在司法實踐中，是否坦白由檢察機關認定，如果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仍不認罪，檢察院不會認定坦白。到開庭時又自愿認罪的，量刑上只能認定為當庭自愿認罪，也可以從輕處罰，但從輕幅度比坦白小。

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都確立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應當遵循“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在此原則之下，檢察機關和法院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和職能定位是不同的，檢察機關負責“檢察、批準逮捕、以及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法院負責審判，即控審分離。然而，在實踐中，受強調追訴犯罪的觀念影響，檢察機關和法院“配合有余，制約不足”的情形仍時有發生，甚至是以“互相配合”取代“互相制約”，共同致力于追求被告人認罪的“流水式作業”之中。比如，在實踐中，許多檢察官和法官均持這樣一種量刑觀點：被告人如果對檢察官指控的事實和提出的證據進行抗辯，許多檢察官會認為被告人“拒不認罪”，往往建議法庭對其適用較重的刑罰;相反地，如果被告人承認被指控的行為，較少與檢察官對抗，檢察官則認為其“認罪態度良好”，從而建議法庭酌定從輕處罰。法官往往也采納檢察官的建議。[1]對于被告人認罪，可以從輕處罰的觀點，《刑法修正案(八)》已予認可，然而對于被告人不認罪能否從重處罰，法律尚未作出明確規定。在控審分離、相互制約的訴訟法原則之下，法官和檢察官的訴訟職能和訴訟角色是不同的，因此，對被告人訴訟行為的認識也可能是不同的。然而，針對被告人與檢察官抗辯的訴訟行為，法官和檢察官均持相同的觀點，即屬“拒不認罪”，應“從重處罰”，這種觀點是否符合各自的訴訟角色?是否符合控審分離、相互制約的訴訟法原則?從另一個角度講，這涉及被告人訴訟權利的保障問題，因此，值得進行一番考究。

二、法官對“拒不認罪”的被告“從重處罰”有違其自身訴訟角色

(一)“拒不認罪，從重處罰”的做法構成對被告人辯護權的不當限制

1、保障被告人辯護權是憲法和法律確定的法院應承擔的義務

辯護權，一般是指在刑事訴訟當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被控告的犯罪，從證據、法律、量刑等諸方面進行申辯、反駁、反證，以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使案件得到公正合法的處理的權利。辯護權是被告人防御國家刑事追訴權濫用的重要權利，許多國家將其寫人憲法文本，作為公民基本權利予以保障。

我國《憲法》和法律也對辯護權做了相應規定，我國《憲法》第12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從我國《憲法》條文來看，我國《憲法》對辯護權的規定是放在第3章“國家機構”第7節“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中，而且是寫在人民法院公開審判原則之后，并不是寫在第2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因此，從體系解釋的角度來看，保障被告人辯護權更多地被理解為是我國審判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和制度。[6]同時，從文義解釋的角度來看，它也是被告人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亦即法院負有義務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在憲法確立辯護權的基礎上，《刑事訴訟法》也進一步規定了辯護權的相關內容，例如，該法第11條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等等。基于此，我國《憲法》和法律確立了被告人的辯護權，亦即國家機關(審判階段是法院)負有保障被告人辯護權的法定義務。

2、“拒不認罪，從重處罰”的做法加重了被告人行使辯護權的負擔

既然憲法確認了被告人的辯護權是一項基本權利，而且相關法律也予以進一步地規定，國家機關就有義務予以保障，不得肆意加以限制。那么，法官“拒不認罪，從重處罰”的做法是否符合憲法和法律保障被告人辯護權的精神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拒不認罪，從重處罰”違背憲法和法律保障辯護權的目的。憲法和法律保障被告人辯護權的目的在于“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從而做到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并重。基于此種目的，在審判階段，控辯雙方應該有對等的權利和機會就訴訟中涉及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展開質證，法官應當最大可能地允許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自己無罪、罪輕的證據，并對控方提出的證據材料予以辯駁。也只有在控辯雙方充分質證的基礎上，法官才能充分、全面了解案情，做到“兼聽則明”，避免“偏聽則暗”，進而在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正確適用法律，避免冤假錯案。反之，如果被告人不能夠充分行使辯護權，沒有充分機會提出自身無罪、罪輕的證據和意見，控辯雙方的訴訟地位也就不對等，法官也就難以做到查明案件真相，更勿論正確適用法律和保障人權。

在審判過程中，被告人針對控方提出的證據或者罪名的指控，提出質疑，檢察官動輒以“拒不認罪”為由，建議法官“從重處罰”，法官欣然采納的做法可能使得被告人產生心理壓力，即自身的辯護行為可能被法官認為屬于“拒不認罪”，其結果可能是“從重處罰”。在這種壓力下，與其對控方的指控“負隅頑抗”而被從重處罰，不如選擇“配合”指控，低頭認罪還有可能被法庭認為“認罪態度良好”，酌定從輕處罰。這樣，被告人可能在“拒不認罪，從重處罰”的威懾下，放棄自我辯護。

至此，“拒不認罪，從重處罰”的做法事實上限制了被告人的辯護權，使之不敢充分提出自身無罪、罪輕的理由，因此，在如此情景之下，法官也就很難做到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也難以實現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并重的目的。

第二，“拒不認罪，加重處罰”不符合憲法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目的要求。如上文所述，辯護權是我國《憲法》和法律確立的一項公民基本權利，國家機關在行使權力過程中應對基本權利予以最大的尊重和保護;同時，辯護權也不是絕對的，基于正當的目的，法官也可以限制。那么法官依據何種理由限制辯護權，需要依照公民基本權利限制的憲法理論予以解答。通常而言，基于公益之考量以及公益考量之必要性，國家機關可以限制公民基本權利。[7]結合公益之目的以及我國憲法的相關原理、條文，我們檢視法官“拒不認罪，從重處罰”做法是否正當。

我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這是對公民基本權利限制的概括性規定，意即公民基本權利的行使以尊重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權利為前提;同時該條也是對國家機關的授權，如果公民行使基本權利的方式可能妨害公益和其他公民權利的實現，國家即可對此種行為方式予以限制。

筆者認為，根據憲法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精神，“維護法庭秩序，推進刑事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即可構成國家審判活動的“公益”。任何擾亂法庭秩序，妨礙審判活動的行為自然應當受到制止。同時，辯護權的目的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刑事辯護的內容應該圍繞案件爭議的事實和法律問題展開，只要被告人辯護的內容與案件有關，就應當對其辯護的權利充分予以保障，否則就有悖于辯護的目的，無法保證能夠準確、及時地查明事實，正確適用法律，甚至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但是，如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所辯護的內容與案件無關，甚至帶有藐視法庭的言辭，有礙法庭審判秩序的，則應受到制止。這一點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有所體現，該解釋第167條規定：“審判長宣布法庭辯論終結后，合議庭應當保證被告人充分行使最后陳述的權利。如果被告人在最后陳述中多次重復自己的意見，審判長可以制止;如果陳述內容是蔑視法庭、公訴人，損害他人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與本案無關的，應當制止;在公開審理的案件中，被告人最后陳述的內容涉及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也應當制止。”第163條規定：“在法庭辯論過程中，審判長對于控辯雙方與案件無關、重復或者互相指責的發言應當制止。”那么被告人對控方提出的證據否認、辯駁是否構成對法庭秩序的妨礙?很顯然不是。被告人對控方提出證據的否認和辯駁正是辯護權正當行使的表現。

綜上，對于被告人否認控方提出的證據和指控罪名，檢察官和法官以“拒不認罪”為由，“從重處罰”的做法可能加重辯護權的負擔，使得被告人不敢充分辯護，構成了對被告人辯護權的不當限制，有悖于憲法和法律保障被告人辯護權的精神。

(二)“拒不認罪，從重處罰”的做法有悖于無罪推定原則，不符合控審分離的要求

無罪推定原則是近現代一項重要的憲法原則，貫穿于刑事訴訟之中。資產階級國家在訴訟法理論或立法上還確定了如下一些與無罪推定相聯系的規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控訴方承擔，被告人沒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不得強迫被告人證明自己有罪;對被告人有罪的根據有合理的懷疑時，應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釋;不能證明被告有罪，就以無罪處理。等等。

是根據偵查部分偵查的具體結果來判斷的，有些確實沒有實施犯罪行為，故而不能認罪，即使認罪，也不會受到較為嚴重的處罰，甚至于若司法機關，已經確定了犯罪行為人的情形之下，迷失主體，不會被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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