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資案件是較為常見的經濟類型的犯罪行為，在經受害人報案，公安機關立案偵查，逮捕非法集資者，追回集資款后，需要將案件交由人民檢察院進行審理。對于此類案件，涉嫌非法集資者是可以請律師進行辯護的，非法集資辯護要點有哪些?

集資詐騙罪辯護要點：

按照《刑法》第192條規定，構成集資詐騙罪必須同時具備三個要件：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二、使用詐騙方法，三、非法集資。故該罪名的辯點可從行為人并不具備這三個要件來找。

1、 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具體為：

一是行為人集資款的資金用于合法經營，而非子虛烏有的投資項目，占有揮霍的說法難成立;

二是許諾高額利息不能支付是誠信有虧，不能據此認為具備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行為人的一種主觀心理活動，外人看不見，摸不著，無法深入其內心予以了解，所以其主觀心理只能通過外化的客觀行為來推定。具體如何推定，由于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所以司法實踐中都是參照 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月21日下發的《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1]8號，以下簡稱《紀要》)來認定。

按照《解釋》的規定，以下4種情形屬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攜帶集資款逃跑的;

(2)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

(3)使用集資款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

(4)具有其他欺詐行為，拒不返還集資款，或者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

按照《紀要》的規定，以下7種情形屬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

(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

(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

由于《紀要》的條款含蓋了《解釋》的條款，所以可以對照《紀要》規定的7種情形分析涉嫌集資詐騙罪的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011年1月4日，最高法院頒布的《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在如何判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方面，已將原“紀要”中的主觀評價標準“明知沒有償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改變為客觀評價標準“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以更為科學的、更便于操作的數字量化標準作為評判行為人主觀狀態的依據，使得評判的結果更趨于公正。既然法律的規定已經變化，那么就不能再以“是否明知不能歸還”來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借款的目的，而應該從她是否將所借款項用于公司經營以及有多少用于公司經營上來作考量。

2、行為人沒有使用“詐騙方法”。

按照《解釋》第三條的規定，

“詐騙方法”是指行為人采取虛構集資用途，以虛假的證明文件和高回報率為誘餌，騙取集資款的手段。實踐中，行為人經常采取的方法有：編造實際上并不存在的企業或者企業計劃，偽造有關批件，以能夠取得高回報的養殖、種植、生產產品等為名，騙取社會公眾信任，使人相信其投入一定能夠獲得幾倍幾十倍的回報。而其實這些絕大多數都是子虛烏有。

行為人并沒有偽造虛假的證明文件，沒有編造實際上并不存在的企業或項目。借款時只是稱做生意，或者稱缺少資金，所以根本不存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一般案例中，行為人是否存在詐騙行為，主要可從如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關于隱瞞用途。

行為人在向各債權人借取資金的時候，說的是借款用于公司經營、資金周轉，但事實上卻用于償還公司債務，不能據此認為行為人的行為是一種欺騙。

最高法院在關于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釋中將“挪用公款用于歸還經營之債”認定為“進行營利性活動”，從這一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將借款用于償還公司經營之債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經營。廣義的經營包含著歸還經營之債的行為。行為人對債權人稱借款用于公司經營或資金周轉，符合事實，并非隱瞞真實用途。

退一步講，即使行為人隱瞞了款項的真實用途，其行為也不當然屬于欺詐。最高法院2001年“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 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在“要嚴格區分貸款詐騙與貸款糾紛的界限”一節中十分明確地講到：對于合法取得貸款后，沒有按規定的用途使用貸款，到期沒有歸還貸款的，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既然未按約定用途使用借款不成立詐騙罪中的欺詐，那么，沒有如實告知真實用途當然也不構成欺詐。

(2)關于未聲明負債。

行為人借款時沒有向債權人明確告知其企業是在負債經營，此行為亦不屬于欺詐。因為沒有哪一條法律要求借款人在借款的時候必須向對方曬曬賬，亮亮家底，或者明確告知對方自己是不是負債，負了多少債。實踐中，除了銀行貸款，也從來沒有人會在借款的過程中報告這些情況。既然法律沒有這樣的要求，行為人沒有向債權人報告企業負債情況的做法就不是違法，沒有違法就談不上欺詐。

(3)關于虛假宣傳。

即使在行為人借款過程中，使用的宣傳冊中有虛假內容，而這些內容主要是夸大成分進行企業經營的宣傳推廣之目的，也與行為人的借款沒有必然的聯系，以此宣傳手冊認定行為人存在欺詐是不客觀的。

3、行為人的借款行為不屬于“非法集資”

按照《解釋》第三條的規定，非法集資是指法人、其他組織或者個人，未經有權機關批準，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的行為。由于行為人的借款對象全都是親戚朋友和熟人，而且《起訴書》只涉及有限的幾名特定人員，根本不屬于“社會公眾”。

關于認定集資詐騙必須符合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的條件，最高人民法院(2003)刑復字170號復核裁定也給予了肯定的回答。1999年2月至2002年2月，被告人尹生華以虛構其做生意、歸還欠款等為由先后騙取41人現金和財物共計1000余萬元人民幣，北京一中院判決其構成集資詐騙罪和票據詐騙罪;被告人上訴后北京高院維持原判;最后最高法院復核認為，其在詐騙相關財物時，不是以非法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為手段，其行為不符合集資詐騙罪的特征，所以將集資詐騙罪改判為普通詐騙罪。

可見，無論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還是復核裁定，只有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才能構成非法集資和集資詐騙;只要不是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就不能認定為非法集資或集資詐騙罪 。

4、行為人借款的目的是用于公司經營，其行為屬于公司行為。

嫌疑人(被告)是公司的負責人，有的貸款是以公司名義進行的，有的雖然以個人貸入，但購買的財產包括廠房、設備、汽車等也確實用于公司，所以應當認定為公司行為，公訴人將所有行為都歸到被告個人名下，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如案件中的借款絕大多數是以公司的名義進行的，相關借據上大多加蓋著公司的公章，那么，如何看待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個人簽名的借款?根據相關民商法律的規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經營范圍內以個人名義實施的行為，是公司行為。如某公司的董事長在購買公司生產原材料的合同上未加蓋公章，僅簽署了個人的名字，該合同效力照樣及于公司，公司照樣要承擔全部合同責任。故可辯護案件中，加蓋公章的是公司的借款，行為人個人簽名的用于該公司經營中的借款，同樣也是公司的借款。

5、控方起訴書指控的事實不能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

按照刑法原則，疑罪應當從無判決。

按照《刑法》第141條的規定，人民檢察院只有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才應當提起公訴，可事實上，本案事實并未查清，證據并不確實充分，如集資款的數額、還款數額、集資款的去向、嫌疑人(被告)和公司現有財產的數額等都沒有客觀準確、令人信服的數字。

第一、集資款的數額、還款數額有的只是按照當事人的陳述，沒有客觀、詳實的證據;

第二、集資款的具體去向也沒有經過司法鑒定 ;

第三、嫌疑人(被告)和公司現有財產的價值所依據的是XX價格認證中心做出的結論不客觀、不公正、不準確、不全面的XX號《鑒定結論 書》，該鑒定書本身存在多方面的問題;

第四、行為人借款的準確金額理應剔除不受法律保護的高額利息、剔除借據中所含的利息;

第五、行為人借款的資金流向，即哪些用于公司經營、哪些用于還款、哪些用于所謂個人揮霍等均沒有準確核實清楚。因此公訴機關的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按照《刑事訴訟法 》的規定，應當作出無罪判決。

可以才非法集資的主觀、客觀、主體、客體等方面進行分析。辯護的目的，只是區分該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屬于非法集資，還是非法籌集公款，兩者的量刑是不一樣的。在證據能夠證明其實施的是何種行為后，檢察院才能進行判決。

非法集資罪的構成要件包括哪些

非法集資罪立案標準是怎么規定的

非法集資罪的量刑標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