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說的行賄常常都是使用金錢，現在還有一種賄賂被稱為“性賄賂”，通常表現為官員與一名或者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系，那么“性賄賂”倒底是不是犯罪呢?下面，律霸小編為您詳細介紹。

性賄賂入刑

按照“貪官定律”——被查處的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干部中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近日，隨著中央“老虎、蒼蠅一起打”的決心與大幅動作，“性賄賂”再度成為熱詞也可算是題中之義。

近17年來，刑法經歷9次修改卻始終未將“性賄賂”入刑。

反對性賄賂入罪的人士認為：性賄賂入罪“內涵不確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難”。但支持入罪者則認為，性賄賂已經成為社會公害，以立法進行制裁的時機已經到來。

中國現行刑法對受賄罪的定義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對行賄罪的規定則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這兩條都是針對財物性賄賂犯罪作出的規定。

這意味著，根據現行刑法，其他賄賂形式不能按照賄賂犯罪來定罪量刑。

然而，“性賄賂入罪”也并非國際主流觀點，目前除了日本外，尚無發達國家將“性賄賂罪”明文列為法條。事實上，在性賄賂是否入罪上，不僅僅是中國，國際上也存在許多爭議和討論。

國外“性賄賂”入罪情況

真正在賄賂罪中包括性賄賂的先例是來自日本的一個法例。性賄賂被《日本刑法》第197條納入打擊范圍，該條規定“公務員或仲裁人關于職務上的事情，收受、要求或約定賄賂的是受賄罪”。從日本的司法實踐看，對于賄賂的定義十分寬泛，包括：“滿足人們需求、欲望的一切利益”、“藝妓的表演藝術”、“男女間的交情”等。

與此相關的一個判例是，1915年日本一男性警官向女犯人索取性服務，該女犯人同意陪其睡覺作為報酬，以換取第二天該女犯被私自放走，事后該警官被判受賄罪;1982年，日本一男性法官讓一女被告陪他睡了三天，事后該法官也被判處受賄罪;1998年1月，日本一官員接受該國某證券公司的性賄賂(妓女免費給他提供性服務)，也被判受賄罪。可見，日本是完全把性賄賂入罪，不僅包括行為人本身親自提供性服務，而且包括妓女提供的性服務。

而在美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的法規中，雖然沒有明確性賄賂入罪的條款，但是賄賂罪的內容沒有僅僅限于財物。根據《新加坡反貪污法》，提供官職、職業機會，給予其他幫助、袒護和各種好處等等，也都屬于賄賂范圍。美國《刑法》、《反歧視法》就明確規定“如果官員接受了女性當事人的性服務，不論他是否濫用權力給予回報，至少他再也不能擔任政府公務員了。”

然而，絕大多數的性丑聞都屬于“私人問題”，不牽涉其在職期間的政治操守。但正如美國國會顧問羅森伯格所言，“如果官員接受了女性當事人的性服務，不論他是否濫用權力給予回報，至少他再也不能擔任政府公務員了”。

正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所指出：“假設我是手握權力者，你有求于我，于是放一個妖艷的女子在我的臥室，要我對她沒有非分之想，這顯然從人的本性上來講不現實。設置一套‘根本不讓美女進入臥室’的制度，才是問題的關鍵。”

立法之外，一套“根本不讓美女進入臥室”的制度

近年來，在性賄賂入罪討論之外，學界達成的一個共識是，“利用有限的司法資源，首先打擊一些影響大的收受財物的受賄犯罪”。

清華大學教授周光權就認為，“性賄賂”要不要納入刑法，是一個與國家的法治傳統、歷史變遷、國民心理、當前的司法資源配置狀況相關的復雜問題。法治社會建設是有階段性的，我們必須看到這一點。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與犯罪作斗爭的任務。這并不意味著完全不考慮“性賄賂”入罪這個問題。

更有評論稱，呼吁性賄賂單獨入刑，是懲治貪腐的立法依賴，是一個“懶政”。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左堅衛、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等學者認為，在“性賄賂”立法尚有爭議時，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對“權色交易”行為進行懲處。

比如調整現行法律中賄賂行為的范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刑法室主任劉仁文表示，雖然歷次司法解釋中，我國已經擴大了賄賂標的物的范圍，納入了入干股、出國觀光旅游等，但在實踐中仍顯得“范圍太窄”。他認為，應該擴大傳統意義上賄賂標的物的范圍，將我國刑法對賄賂的標的用“不正當好處”來定義，以涵蓋傳統的賄賂行為和非物質賄賂。

再有通過司法解釋和公檢法機關相關規定明確“性賄賂”行為和標準，立法機關應通過司法解釋，明確將“性賄賂”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

我國的有關賄賂的罪名中，并沒有有將“性賄賂”納入，因此“性賄賂”在我國不能按照賄賂犯罪來定罪量刑。如果您還想要了解其他的相關內容，請登錄律霸官方網站進行咨詢，我們會有專業的律師為您詳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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