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服檢察機關批捕的后果是什么

不服檢察機關批捕的后果為被認定為拒執罪全稱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是指對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有給付內容的判決、裁定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在有履行能力并且能夠履行的情況下，拒不履行，情節嚴重的行為。

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是指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行為。　　根據《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規定，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

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簡稱拒執罪)

行為起始日究竟應當怎么界定，這是一個尚有爭議且亟待明確的現實問題。法學理論界對此尚缺深入的探討研究，論者們囿于相關司法解釋和立法解釋的字面表述，一般是糾結在從執行申請抑或執行通知發出起算之上。也有一些論者主張以裁判生效之日為拒執罪行為起算日，有的甚至認為裁判生效之前的預拒執行為也應納入拒執罪行為之列，然而其論證尚難令人信服。而司法實踐目前則處于各行其是的狀況，有的從執行程序開始后起算，有的則起算于裁判生效之時。最高法院近日對拒執罪做出最新的司法解釋，解決了追究拒執罪的實體和程序的重要問題，遺憾的是對于拒執罪行為的起始日問題卻未有明確而直接的回應。本文的基本看法是：拒執罪行為有的只能在執行程序中發生，比如屬于“硬拒型”的使用暴力等對抗執行的行為;有的則可能在法院裁判生效之后即發生，最為典型的是屬于“軟拒型”的隱藏、轉移或惡意毀損、轉讓可供執行的財產;至于訴中乃至訴前的預拒執行為，在有權機關未明確作出入罪表態時不宜納入拒執罪。下面從隱藏、轉移或惡意毀損、轉讓財產切入，圍繞拒執罪行為起始日的界定這一主題展開分析論證。

認為拒執罪行為起始日應以執行通知發出為標志的依據，是最高法院《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該項規定將“在人民法院發出執行通知以后，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點并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作為拒執行為“情節嚴重”的情形之一。僅從該項規定來看，確實有“發出執行通知以后”的時間限定，似乎可以作為支持“執行通知說”的依據。然而，該第三條規定了六項，第六項是個兜底條款：“其他妨害或者抗拒執行造成嚴重后果的。”既然有這一兜底條款，那么裁判生效之后執行通知發出之前隱藏、轉移或惡意毀損、轉讓財產，造成無法執行的數額巨大的拒執行為也是可以被包含在其內的。可見，僅就“法釋解釋”來看，“執行通知說”就存在可商榷之處。易言之，不可以僅僅基于該第一項規定而進行反面解釋，進而推出拒執罪行為的起始日都應以執行通知發出為標志。更何況，“執行通知說”并沒有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之后作出的《關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解釋》這一立法解釋的支持。

上述立法解釋規定了五項拒執罪行為，與“法釋解釋”第三條第一項相對應的情形被表述為：“被執行人隱藏、轉移、故意毀損財產或者無償轉讓財產、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這里的改變主要有二：一是隱藏、轉移或惡意毀損、轉讓財產不限于已被依法查封、扣押、凍結或者已被清點并責令其保管的財產;二是拒執罪的該類行為起始點不受“發出執行通知”的限制。這說明，拒執罪的此類行為不再限于“執行通知發出”之后。然而，由于其中用了“被執行人”這一概念，于是就有拒執罪的該類行為應以申請執行為前提的“申請執行說”。該說的理由為“被執行人是相對于申請執行人而言的一個法律概念，無申請執行人自然也無被執行人。”依筆者看來，“申請執行說”也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一是根據民訴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執行有申請執行與移送執行兩種，后者的被執行人就不與申請執行人孿生。二是該立法解釋規定了五項拒執情節嚴重的情形，第五項也是兜底條款。因此，與其說根據“被執行人”用語推出“執行申請說”，不如將拒執罪主體解釋為“負有執行義務的人”，而負有執行義務的人是包括生效裁判確定的給付義務人的。

綜合上面所說的，我們可以知道不服檢察機關批捕的還是要配合相關的工作，提供明確的證據去證明自己無罪，如果拒絕被捕的，那么還會被認定為拒執罪，會由公安機關進行逮捕，移交給檢察院審查起訴，由法院來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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