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關于死刑核準權下放的問題。刑法對于死刑規定的條件是：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而這個條件太過于籠統，由于不同法院和不同的法官對此條件理解不一，導致了死刑判決的適用標準不統一和判決的不公正。因此，刑訴法規定：對于死刑判決必須經過死刑復核程序，并且死刑核準權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而目前的核準權的分布情況是：除了因犯危害國家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貪污賄賂犯罪而被判處的死刑需要由最高法院復核外，其他的死刑判決的復核權則由各省法院代為行使，這一放權行為卻有悖于死刑復核程序的設立初衷。

另外，核準權下放導致證據、程序上的疑點不能充分考慮，發案率，社會治安一票否決權等類似的東西使省一級高院在處理時某些環節上不太好把握，還出現了第二審程序和復核程序合二為一的現象。由于刑事訴訟法沒有特意強調死刑復核庭應與二審合議庭分開，司法實踐中，法院大多將二審程序與死刑復核程序合二為一。而法律之所以設置獨立的死刑復核程序，就是要為死刑判決設置一道關口，以保證死刑判決的正確性。所以，將兩個程序合二為一的做法忽略了死刑復核程序的獨立價值，導致死刑復核程序的萎縮和虛置。

其次，關于程序啟動方面。目前的死刑復核程序由法院主動加以啟動，腔辯雙方對此既不能加以選擇，也不能進行有效參與，這使得死刑復核程-亭難以發揮其應有的效果。這樣做就違背了審判的被動性特征，從而使控辯雙方失去了對復核程序的有效制約，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擴大，并且導致了書面審和審判的行政化傾向。再次，關于死刑復核程序的審理方式問題。目前的死刑復核程序不是通過開庭審理方式，而是沿用書面的、秘密的、單方面的審核方式，違背了審判的直接、言辭原則。

另外，在目前的死刑復核程序中控辯雙方的地位不對等。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進行法律監督，作為控訴方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在死刑判決生效后發現確有錯誤時提起抗訴，還可以在罪犯執行死刑時派員臨場監督，并可以提出糾正建議。由此可見，死刑復核程序是當然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的。但是，辯護方在死刑復核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卻缺失了。雖然，法律規定在復核死刑過程必須提審被告人。但是，為了更好地保證被告人辯護權利的行使，筆者認為，應保證辯護律師在此階段的有效而充分的參與權，在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律師的，同樣應該為其指定辯護律師，這樣才能保證被告人程序參與權和辯護權的充分實現，從而保證了控辯雙方的對抗和司法公正。最后，關于死刑復核程的審理期限問題。刑事訴訟法對偵查、起訴、審判(一審、二審和再審)等程序，均明確規定了訴訟期限，唯獨對死刑復核程序未規定期限。雖然死刑復核程序有其特殊性，例如案情重大復雜，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多，原審法院與復核法院路途遙遠或郵路不暢等，但是，對死刑復核期限不作任何規定是不合適的。因為，它不僅有損于法律的嚴肅性和統一性，而且不利于迅速、及時復核案件，導致對被告人羈押時間過長、數量增多，給羈押場所造成緊張，給管理工作帶來困難，特別是死刑判決長期處于不確定狀態。

一方面較低了訴訟的效率使得死刑的威懾力降低。因為“只有使犯罪和刑罰銜接緊湊，才能指望相連的刑罰概念使那些粗俗的頭腦從誘惑他們的、有利可圖的犯罪圖景中立即猛醒過來，推遲刑罰只會產生使這兩個概念分離開來的結果”;

另一方面，刑罰越是及時，就越是公正，因為“它減輕了捉摸不定給犯人帶來的無意而殘酷的折磨，犯人越富有想象力，越感到自己軟弱，就越感受到這種折磨”。所以，刑訴法應明確規定死刑的審理期限問題。死刑復核程序的正義與否，事關被告人的生死存亡和死刑判決的公正與否。所以，進一步改善目前的死刑復核程序，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