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是中國古人的飲品，人們剛開始飲茶，剛開始種茶采茶賣茶的時候，官府并無課稅。但到了唐朝的德-宗時期，一個叫趙-贊的小人，也就是建議德-宗開征房產稅的那個官員，便攛掇德-宗皇帝向茶葉課稅，理由也十分動聽：茶稅開征之后，“遭水旱處，亦以稅茶拯贍”，儼然是為賑災籌集專項資金。當然，這不過是說詞。茶稅不但并沒有給賑災提供資金，茶稅稅負卻越來越沉重，有關的法律也越來越嚴苛。長途販運私賣茶葉的商人不論數額多少都被判處死刑，農民因無法獲利，砍伐茶園歇業的，不但有罪，連當地的刺史知縣都要受牽連。宋朝實行茶葉專賣，茶稅沉重，茶農或者棄茶而逃，或者砍樹抗議。當然，和唐朝一樣，這樣做的茶農面臨的將是嚴厲的懲罰。因此，北宋知縣張*定看到崇陽百姓因茶葉的厚利而可能導致榷茶的后果時，立即以粗暴的方式毀壞茶園，改種桑樹，不但是為百姓著想，或許也是為自己準備后路。

西方哲人說，稅收的權力，是事關生死的權力。此言絕對不虛。漢*帝實行食鹽專賣，通過加價或者加稅的方法獲得了暴利。唐朝安史之亂后，唐王朝財政困窘，就在食鹽上面打主意，撿起了漢*帝的老法寶，實行食鹽專賣。主管稅收的第五琦將原本一斗10文的食鹽，增加100文，按110文出售。后來官府又多次提高鹽價，原來每斗10文的鹽價，漲到每斗370文。很多老百姓吃不起鹽，便開始冒死走私食鹽。而從唐朝開始的王朝對于走私食鹽的處罰極其嚴厲，有法律甚至規定，只要販賣私鹽，不問多少，一律處死，比起今天販賣海洛因的懲處力度還要大。但事實上，私鹽販子所走私的，不過是人們生活須臾不可少的食鹽，他們的做法本質上是方便和造福百姓。但是，他們偷逃了官府的稅收，因而難逃必死的命運。稅收的重要性，遠遠在人們的生命之上。

歷史上官府要么專賣食鹽，從中賺取高額利潤，要么實行通商，在批發環節征收高于食鹽成本數倍數十倍的重稅。但是，官府這樣做，也有很動聽的辭藻：食鹽是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如果官府不統一經營，則富商大賈壟斷經營，人們就吃不起食鹽。今天出版的眾多中國財政史著作中仍然沿襲這樣的陳詞濫調。可是，歷史的真相是，漢*帝實行食鹽專賣之前，未見人們吃不起鹽的記載;漢*帝之后到唐朝重新實行食鹽專賣的近千年時間，也未見吃不起鹽的記載。而在唐朝重新實行食鹽專賣的時候，民間市場上的食鹽每斗不過10文，算起來，并不比今天的食鹽更貴。而唐朝實行食鹽專賣后，鹽價上漲數百倍，以后的實行專賣的時期，每斗鹽曾有漲價到數兩銀子的例子。在此后的歷史上，一旦國家財政困難，官府能夠想到的第一個辦法，就是給食鹽加稅加價。

歷史上苛重的鹽稅，使得很多人吃不起鹽，很多人因為走私私鹽而被處死，許多人因為缺少食鹽而得病病死。

在漢朝，老百姓要交納一種叫做算賦的人頭稅。算賦是成年人即15歲到56歲的人頭稅，每人每年120錢。而小孩子交納的叫做“口錢”，從7歲到14歲，每年每個孩子20錢。小孩子的人頭稅是專門交納給皇帝，供皇帝享樂的。而到了漢*帝時期，這個皇帝好大喜功，把祖宗錢財山積的庫房耗費得空空如也。他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后，就把征稅的目光盯向兒童。原來7歲開征的口錢，他提前到了三歲。古代的兒童死亡率極高，大多孩子在換牙齒的7歲之前就死了，因此，將兒童人頭稅定在7歲起征，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漢*帝則改在三歲起征，并且每個孩子又加征3錢。

這樣的征收造成了什么后果呢?漢*帝后近100年的大臣貢-禹給當時的皇帝上書說，漢*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甚可悲痛”，貢-禹建議恢復以前的7歲才開始征收口錢的制度。這個建議被皇帝采納，但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恐怕也沒有完全遵守皇帝的詔令。《零陵先賢傳》記載說，漢末產子一歲，即出口錢，老百姓多殺死剛生下的孩子。一個叫鄭-產的人為里嗇夫，命令老百姓不要殺孩子，由他代出口錢，然后他向郡縣和皇帝反映，終于除掉了這樣的口錢，使很多人存活下來，于是人們把這個鄉改名為“更生鄉”。

像張*定和鄭-產這樣的好心人，盡量利用自己的力量，從稅收機器碾壓的空隙中救活了蕓蕓眾生，受到人們的祭奠紀念，實在是稅收絞肉機中的異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