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是否構成犯罪，各國刑法不盡相同。我國刑法沒有規定它是一種犯罪行為，但生命權是人類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不僅任何人無權非法剝奪，而且自己也不能隨意處置。

因為孤立的個人總是生活于社會中，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員，自己的權利、義務也和他人的權利、義務交織在一起。如果某人隨意剝奪了自己生命的話，那么，他不僅放棄了自己的生命權，而且也放棄了對整個社會所應承擔的義務，給社會、給他人帶來一定的損害。正如有人說的，自殺是“普遍的、不斷以新的形式出現的社會斗爭的一千零一種征兆中的一種”。所以說，自殺行為仍然有必要通過法律進行調整。

一、自殺的分類

根據不同的標準，我們可以對自殺進行不同的分類。如：Gelder按自殺的目的分為自殺死亡和蓄意自傷;Durkheim按自殺原因分為失范性自殺、利他性自殺、利己性自殺和宿命性自殺;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自殺預防研究中心按自殺的結果分為自殺意念、自殺未遂和自殺死亡。在這里，我們主要按照自殺者的意愿分為主動自殺和被動自殺。

主動自殺是指自殺者全部因為自身原因而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如：因感情受挫悲觀厭世而自殺，因絕癥不愈難以忍受而自殺，因負擔過重不堪承當而自殺等。誠然，這種情況一般不追究自殺者的責任。如果自殺既遂，主體已不存在，那無法予以刑事處罰。如果自殺未遂，但自殺者已決意自殺，則刑罰也不能收到預期效果。當然，這并不表示自殺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承擔刑事責任。如果自殺者以危害社會或他人的方式自殺未遂，并造成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的嚴重后果，那就應當和沒有后果的單純自殺相區別。自殺者的自殺方法構成刑法明文規定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所以說，盡管我國刑法沒有把自殺行為視為犯罪，但司法實踐中也要區分情況，分別處理。

被動自殺是指自殺者由于他人的行為而引起的自殺。如：教唆自殺、幫助自殺、逼迫自殺等。在這些情況下，一般都會產生是否應當追究他人刑事責任的問題。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犯罪構成是區分罪與非罪的法律標準，是承擔刑事責任的基本依據。在被動自殺案件中，同樣應當堅持這一原則。也就是說，只有他人的行為符合我國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具備主、客觀方面的要件，才能依照刑法規定追究他人的刑事責任。我們平常所說的自殺案件中的因果關系與刑事責任問題，一般都是指的這種情況，本文主要論述的也是被動自殺案件中的因果關系和刑事責任。

二、自殺案件中因果關系的研究對象

研究刑法因果關系就是研究如何確定某種危害結果由某種危害行為而造成，為解決刑事責任問題提供客觀基礎。鑒于自殺者本人通常不產生這個問題，故其自殺行為一般也不作為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對象。但是，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有強烈的生存欲望，只有在欲望徹底崩潰時，才會產生自殺念頭，并實施剝奪自己生命的行為。而欲望崩潰又與自殺者的精神素質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可以不把自殺行為作為刑法中的原因進行研究，但卻有必要查明自殺者的主觀心理因素。這樣才能實事求是的認定他人行為對自殺所起的作用，正確確定是否需要追究他人的刑事責任。

弄清自殺案件中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對象，必須要明確刑法因果關系同哲學意義上因果關系的界限，承認刑法因果關系的特殊性。有人認為，只要某人自殺是由于他人行為所引起，那么這一行為同自殺結果之間就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而人的行為，既包括正當、合法的行為，也包括違反道德、紀律的行為和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在這些行為中，與追究刑事責任有關的，從客觀上看只能是違反刑法規定的各種危害社會的行為。這種行為，才能作為自殺案件中刑法因果關系的原因進行研究。它主要是指刑法分則中，構成犯罪客觀要件所必須具備的那些行為，如非法拘禁、侮辱誹謗、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強奸、虐待行為等。此外，即使某人行為錯誤或輕微違法，并引起他人自殺，但行為尚未達到違反刑法規定的程度，就不屬于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范圍。這樣區分的意義在于，如把所有行為都作為自殺案件的原因研究，就必然擴大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范圍，在司法實踐中導致錯案的發生。

三、自殺案件中因果關系的表現形式

哲學中因果關系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包括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同因同果、同因異果、異因同果和異因異果等。

具體到自殺案件，司法實踐中的因果關系主要表現為：由于他人實施一次危害行為而導致某人自殺。如甲男強奸乙女，致使乙女自殺;由于他人實施多次危害行為而導致某人自殺。如甲多次在公共場合對乙進行侮辱漫罵，致使乙自殺;由于多人共同實施一次危害行為而導致某人自殺。如甲女受到乙、丙、丁三人的公然強制猥褻，無法忍受而自殺;由于多人實施多次危害行為而導致某人自殺。如甲受到乙、丙兩個兒子及兒媳的經常虐待，不能維系而自殺。此外，還有自身沒有自殺的勇氣或能力，請求他人幫助自殺等形式。總之，在自殺案件中，他人實施的危害行為并不直接對某人自殺結果的出現起作用，而是通過某人自殺行為間接發揮作用。此外，在多人實施的危害行為引起自殺的情況下，還應當認真區分因果關系的主要聯系與次要聯系，這對解決自殺案件中的刑事責任問題，也具有重要意義。

四、自殺案件中因果關系的性質

自殺案件中因果關系的性質，在多數情況下應屬于外在的偶然聯系。對此，可通過分析2003年“教師體罰致學生自殺案”來說明。

這是重慶市首起學生反抗教師粗暴教育而在校跳樓自殺的事件。2003年4月12日，重慶實驗學校初三女生丁瑞婷按校方要求，應于上午8時到校補課，但未能按時到校。后被班主任汪*惠叫到辦公室批評教育。期間，汪*惠不僅對丁瑞婷進行體罰，還守著其他同學的面說：“你學習不好，長得也不漂亮，連坐臺都沒有資格。”當天中午，丁瑞婷留下遺書后，從學校教學樓八樓跳下自殺死亡。后汪*惠因犯侮辱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

結合審判結果分析此案，汪*惠故意侮辱學生，其行為同被害人丁瑞婷自殺身亡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應當以侮辱罪追究刑事責任。按照辯證法、唯物論分析此案因果關系性質，應該承認，引起丁瑞婷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內因，也有外因。內因是丁在當時心理狀態支配下實施的自殺行為，它同丁的死亡之間存在內在的必然聯系。而汪的侮辱行為只是外因之一，只是促成丁死亡的一個條件，它同丁的死亡之間是外在的偶然聯系。

或許有人認為，汪的侮辱行為不是造成丁死亡的條件，而是原因，二者之間存在內在的必然聯系。因為汪的行為在當時具體條件下，有促使丁產生自殺的實際可能性。但這種觀點不能成立。它顛倒了丁死亡的內在原因和外在條件。丁死亡的內在原因是當時自己的自殺行為，它起到根本的決定性作用。可以想象，如果當時只有汪的侮辱行為，而丁自身不存在自殺的心理和行為，就根本不會發生死亡結果。本案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法院經審理查明，汪之前在教育學生時經常打罵學生，但那些學生沒有自殺。這里的關鍵在于其他學生不存在引起自殺的內在因素，因而盡管遇到同樣的外在條件，也不會出現同樣的自殺結果。由此可見，汪的侮辱行為，并不存在引發他人自殺身亡的必然性。

可見，分析自殺案件因果關系，不能否認外因的客觀存在。因為其中能夠作為原因來研究的，并不是引起自殺的內在原因，而恰恰是外因。因此，我們應當認定自殺案件的因果關系性質是外在的偶然聯系。

當然，這并非說自殺案件中不存在因果的必然聯系。如逼迫自殺等情況，由于他人的危害行為對于受害人自殺起到了根本性、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事物的性質也就發生了變化，刑法因果聯系也就具有了內在的必然聯系。不過，這種情況在自殺案件中畢竟為數不多。

五、自殺案件中的因果關系與刑事責任

從自殺案件的實際情況出發，結合我國刑法規定和司法實踐經驗，在解決自殺案件中行為人刑事責任問題時，應當區別情況，分別處理。

(一)教唆、幫助他人自殺

教唆自殺，是指行為人故意采用引誘、慫恿、欺騙等方法，使他人產生自殺意圖并進而實行自殺的行為。幫助自殺，是指行為人在他人已有自殺意圖的情況下，幫助受害人實現自殺意圖的行為。我國刑法對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如何處理，沒有直接規定。筆者結合邵*國案作如下分析。

1990年4月30日，銀川民警邵*國與本所部分干警及女聯防隊員沈某，應邀到蘇某家喝酒。酒后一起返回途中，與妻子王-彩相遇。王-原就懷疑邵與沈某關系曖昧，見兩人又在一起，更加懷疑，便負氣回家。晚7時許，邵與王在家為此爭吵。邵說：“我不愿見到你。”王說：“你不愿見我，我也不想活了，我死就是你把我逼死的。”邵說：“你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們兩個一起死。”邵把自己佩帶的“五四”手槍取出，要與王一起自殺。王*緒激動地說：“要死就我死，你別死，我不想讓兒子沒爹沒媽。”王兩次上前與邵奪槍未到手，邵持槍進入臥室。王-跟進去說：“要死我先死。”邵說：“我不會讓你先死，要死一塊死，你有什么要說的，給你們家寫個話。”王便去寫遺書，邵在王快寫完時也寫了遺書。隨后，王*邵說：“你把槍給我，我先打，我死后你再打。”邵從槍套上取下一顆子彈上膛，使手槍處于一觸即發的狀態。王-見此便從邵手中奪槍。在都不肯松手的情況下，邵把槍放在地上用腳踩住。此時，王提出和邵一起上床躺一會，邵同意，但未把槍揀起。邵-躺在里，王在外，兩人又爭執了一會。晚10時許，王說下床做飯，并說：“要死也不能當餓死鬼。”邵-坐起來扳住王*肩，不讓王-揀槍。王說要把槍揀起來給邵，邵便放手。王-揀起槍后，即對準自己胸部擊發，子彈穿破右心室，導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后邵被銀川市中級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該案在審理中，存有四種意見。一認為，王是自殺身亡，邵無殺人故意，也無殺人行為，邵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二認為，邵對王拿槍自殺制止不力，非故意殺人。但邵違反槍支佩帶規定，造成社會危害，后果嚴重，應比照刑法類推定罪。三認為，邵的行為與故意殺人類似，應類推定“提供槍支幫助配偶自殺罪”或“幫助自殺罪”。四認為，邵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邵、王在爭吵中，王不想活是出于一時激憤，并非決意自殺，更沒有明確的自殺方法。此時，邵沒有緩解夫妻矛盾，打消王的輕生念頭，而是用“兩人一起死”、“給家里寫個話”和掏出手槍等言詞舉動，誘使和激發王自殺的決心。后邵又將子彈上膛，進一步為王自殺提供條件，起到幫助王自殺的作用。盡管王*邵手中奪槍時，邵沒有松手，隨后把槍放在地上用腳踩住，但當王提議兩人上床時，邵沒有拾槍加以控制，反而自己躺在床里，讓王躺在床外，使她更接近槍支。邵-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王的自殺后果，其誘發和幫助王自殺的行為，實質是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最終，法院采納這一意見，認定邵*成故意殺人罪。

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如何定罪?能否等同于故意殺人?在我國刑法理論上，存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的行為均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二是認為不應直接定故意殺人，而應類推定罪。但1997年刑法修訂，取消類推，確定罪刑法定原則后，這一問題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有些刑法教科書仍然沿襲傳統觀點。如張明楷教授在2001年律考教材《刑法》中論述教唆或幫助自殺時指出：刑法第232條規定的“故意殺人”包括了教唆、幫助自殺行為，對教唆、幫助自殺的，應直接認定為故意殺人罪。后張明楷教授在2003年出版的《刑法學》第二版中，觀點已經有所改變。他指出：“我國刑法對殺人罪規定得比較簡單，沒有將教唆、幫助自殺的行為規定為獨立的犯罪。在這種立法體制之下，是認為教唆、幫助自殺的行為根本不成立犯罪，還是認為教唆、幫助自殺的行為成立普通的故意殺人罪，的確是需要研究的問題。如果認為刑法分則條文規定的只是實行行為，那么，只有當教唆、幫助自殺的行為，具有間接正犯性質時，才能認定為故意殺人罪”。

目前，有些學者也已經提出見解，認為對教唆、幫助自殺不能以犯罪論處。原因在于這類行為不符合刑法規定的任何一種犯罪的構成要件，也就是說，教唆、幫助自殺行為不具有刑事違法性。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刑法本身的疏漏，解決這一問題的惟一方法是對刑法進行補充完善，在刑法中明文規定教唆、幫助自殺罪。刑法專家陳*良教授對這一觀點也予以認可。據此，在現行刑法下，教唆或幫助自殺的行為屬于法無明文規定的情形，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不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