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盜伐與濫伐的區別辯護詞應該怎么寫?

盜伐與濫伐的區別辯護詞在書寫必須要闡明可以減輕處罰或者是不受處罰的理由，盜伐、濫伐林木犯罪，是危害我國森林及其他林木的兩種最主要犯罪。這兩種犯罪都嚴重地破壞我國的森林資源，都侵犯國家對林木采伐的管理制度，在行為上都必須是盜伐、濫伐林木數量較大的行為，同時，在其他方面還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作為《刑法》規定的不同罪名，二者之間也存在著本質區別。

二、盜伐林木罪的辯護詞

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法律規定，浙江浦源律師事務所接受了被告人李某某的委托，并派我擔任本案被告李某某的辯護人?，F辯護人就公訴機關對其指控的罪名及事實，根據法律規定，發表以下辯護觀點，請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在合議時充分考慮并采納：

首先，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李某某的行為構成盜伐林木罪。理由如下：

根據《刑法》第345條第1 款和《森林法》的有關規定，所謂盜伐林木罪，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擅自砍伐國家、集體、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森林和其他林木，擅自砍伐本單位或本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或者在林木采伐許可證規定的地點以外采伐國家、集體、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數量較大的行為。要構成盜伐林木罪，還必須具備四個構成要件：

第一，主體一般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

第二，主觀態度必須是故意;

第三，侵犯的客體是國家的森林管理制度和國家、集體、或他人林木所有權;

第四，客觀上實施盜伐林木的行為。這四構成要件是必備要件，缺一不可以構成盜伐林木罪。要確定罪非罪的界限，還要一個構成盜伐林木罪的立案標準。依據法律授權，浙江省的立案標準是：數量較大是2立方米或者幼樹100株，數量巨大是20立方米或者幼樹1000株，數量特別巨大是100立方米或幼樹5000株。此處的立方米是立木蓄積。而立木蓄積的計算方法是：原木材積除以該樹種的出材率。幼樹是指胸徑5厘米以下的樹木。以上是有關處理本案盜伐林木罪的部分法律依據。正確理解有關法律規定，是處理本案的關鍵?，F辯護人根據法庭查明的事實，依據盜伐林木罪必須具備的四個構成要件內容，認為被告人李某某不具有盜伐林木罪的主觀表現要件：因為，盜伐林木罪在主觀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并且必須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行為人只有明知被采伐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是國家、集體所有或者明知被采伐的林木屬于他人所有，而故意實施盜伐行為，并且，在主觀上希望發生占有國家、集體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及占有他人所有的林木的犯罪結果，才能構成本罪故意的內容。同時，行為人還必須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而本案李某某自始至終都認為34.畝山上的地表作物是楊某一楊某以及楊某一家的，沒有認識到是村民小組集體的或者說是他人所有的林木。這一事實，辯護人通過當庭詢問三名被告人時，三名被告人都肯定回答。(注：這事實有利于被告人，而偵查機關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沒有收集，違反了《刑訴法》第89條規定。)事實上，本案第三被告楊某某也一直認為山上的樹木歸他們家所有。試想一下，就楊某及楊某一、楊某一家都不清楚山上的財物的歸屬，李某某就更不清楚了。所以，在協商承包過程中，楊某一楊某及楊某全家都同意承包種白茶，又同意他自己去搞(見：楊某一07年4月19日的筆錄第2頁)，當時，李某某認為山上柴禾和樹歸楊某一全家的是符合正常、普通人的認知標準的，也就是，李某某沒有明知34畝承包山上的柴禾和樹的財物所有權是村民小組的認識因素。如果楊某或者楊某一對他說山上的柴禾樹是生產隊的。在征得村民小組同意前，李某某李某是不會去承包的，況且，楊某一也沒有告知是生產隊的，還同意他們去搞，錯應當歸究于楊某一，要追究責任應當追究他們的責任，他們是明知的。

本案始終也不會發生砍到的樹木及柴禾歸被告人所有的事實。因為被砍的柴禾一部分被貴州民工以柴禾折抵工資占有了，一部分被安徽民工砍掉的柴禾和談某某砍的樹木至今還在山上。更不是被告人案發后來不及銷贓，是因為李某某他們就沒有占有柴禾及林木的想法，他們當時的想法就是盡快清理山上的柴禾，種上白茶苗。公訴機關不能就二名被告人于2007年8月2日供述的記載有委托內容的筆錄來證明他們就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辯護人認為不能排除該筆錄有誘供的嫌疑。況且，根據公訴機關提交的被告人與楊某、楊某簽字的領條可以證明，山上地表柴禾由領取保證金的一方即楊某楊某在十月底前清理，沒有委托楊某雇請民工砍伐的內容。《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法定證據有七種，第一、物證、書證，第二、證人證言，第三，被害人陳述，第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在本案既有書證，又有被告人供述的，且證明內容又有不一致的情況下，辯護人認為應當依據《刑訴法》的規定，優先采用書證證明的事實來認定還原本案事實。至于被告人楊某領取保證金和補助金后，如何聘請他人砍伐，如何以柴禾折抵工資，地表柴禾歸誰所有，都不是被告人李某某行為所能控制的，都不是被告人李某某指示的，公訴機關不能以楊某的推卸責任的證言來證明被告人李某某具有以柴禾折抵工資即非法占有的故意。據此，被告人李某某李某二人承包山地的追求愿望是開墾后種植白茶，叫人砍伐柴木是希望早點清山后趕時間種上白茶苗，不具有積極追求山上的柴禾和樹木砍伐后歸其所有的直接故意。

本案不是共同犯罪，被告人李某某沒有與楊某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共同故意。假如說楊某涉嫌盜伐森林犯罪，李某某沒有及時審查山上的樹木是歸楊家的，也只能是過失。李某某不是公務人員，也不是《森林法》和《森林法實施細則》規定的山地的所有權人或使用權人(假設本案構成盜伐林木罪，所有權人是村民小組，承包使用人是楊全家)沒有法定義務去審查地表作物所有權是誰的，所以，過失既不構成共同犯罪，也不構成盜伐林木罪。

總之，案發前，李某某不知楊某、楊某對涉案34畝山林無所有權，他們以為山上的木材及柴禾是楊某、楊某的，也就是與楊某在筆錄中供述所說的分給他們家后，山上的柴禾歸他們家所有一樣的認識，沒有侵犯他人所有權的主觀愿望。綜上，公訴機關目前指控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人李某某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主觀故意。

盜伐林木罪在客觀方面具體表現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盜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數量較大的行為。根據有關司法解釋，盜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方式有：擅自砍伐國家、集體所有的林木的;擅自砍伐他人依法承包經營管理的國家、集體所有的林木的;擅自砍伐本人承包經營管理的國家或集體所有的林木的;違反林業行政主管都門及法律規定的其他主管部門核發的采伐許可證的規定，采伐國家、集體及他人自留山上的或他人經營管理的森林或其他林木的;國有企事業單位擅自采伐其他單位管理或所有的林木的;集體組織擅自采伐國家或其他集體組織所有的林木，數額巨大的。根據司法解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哄搶國家、集體或他人所有的上述林木，情節嚴重的，也應以盜伐林木罪懲處。決定盜伐的性質，不僅在于非經合法批準而秘密砍伐，而且還在于，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侵犯了國家、集體或個人對林木的所有權。過去理論上一般認為，區分濫伐和盜伐的界限，以是否經過主管部門的批準并取得采伐證為標準。濫伐是指經主管部門同意，但未按采伐證規定任意采伐的行為;盜伐是未經主管部門同意，秘密采伐的行為。但是，由于森林法施行之后，集體或者個人承包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種植的林木歸承包的集體或者個人所有。因此，不經主管部門批準而采伐本單位或者個人所有的林木的，顯然不宜再以盜伐林木罪論處。所以，現在以林木的歸屬為區分濫伐和盜伐界限的標準成為通說。濫伐林木罪采伐的是歸本單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所有的林木;盜伐林木罪采伐的是歸國家、集體或他人所有的林木。我國的林權制度改革是從一九八三年之后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土改以來的林權及林地和林木所有權都歸集體所有改革由集體組織的成員承包經營管理，實行林地所有權與林木所有權分離改革制度。2006年，我省又進行了新一輪山林延包，承包期50年不變，充分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產林木積極性。據此，83年頒發的林權證自然就不具有證明力了，應當以安吉縣林業局在2006年重新確權頒發的新的林證權為準。就本案當事人的楊某、楊某一的承包山地的所有權歸郎家塢村民小組無可爭議。所要爭議的，楊某一、楊某承包的林地是責任山還是統管山?辯護人通過調查得知，楊某一、楊某轉包給李某某的山是責任山，而非統管山。

這一事實由安吉縣遞鋪鎮馬家村委證明予以證實。假設是郎家塢生產隊的統管山，那么案發前也承包給楊某個人，雙方的責權利以合同約定，承包山上的林木所有權也歸楊某個人所有。那么，李某某是經過承包戶楊某楊某一同意后才派人砍樹的，沒有侵犯楊某楊某一個人的林木所有權。況且，從李某某提交的一份楊某一楊某申請可以推定馬家村民委員會及郎家塢村民小組是同意李某某砍伐后將該山用于種植白茶的。因為，楊某等人砍柴、李某某雇安徽人砍柴及談某某砍樹在前，申請時間在后，在郎家塢村民小組以及馬家村民委員會的印章蓋在楊某一楊某申請上，證明了郎家塢村民小組認可了楊某、李某某已進行的行為。這一事實可以證明李某某他們不是擅自砍伐行為。所以，李某某在本案的部分砍伐行為是經過林權人即郎家塢村民小組及承包戶楊某一、楊某同意的，沒有侵犯他人的財產所有權，客觀上沒有實施盜伐森林或其他林木的行為。

辯護人認為：間接故意即放任行為不可能構成盜伐林木罪的主觀表現要件：因為，盜伐林木罪的的危害行為是客觀上存在著行為人的砍伐行為，沒有砍伐林木的行為，不可能構成本罪。所以，間接放任行為不是本罪的主觀要件。盜伐林木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森林管理制度和他人財產所有權。本案不能以李某某知道砍伐林木需要辦理采伐許可證而尚未辦理采伐許可證的情況就去承包楊某一的承包山這一行為推定他具有盜伐林木罪的主觀故意。本案楊某收取保證金后，安排他人砍伐，具有教唆行為，楊某應承擔責任。而李某某沒有安排他人即貴州人去砍伐，沒有教唆行為，也就是沒有直接故意叫他人砍伐的行為。所以，李某某對楊某叫人砍伐的林木不承擔責任。

另外，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刑訴法沒有規定可以推定的事實。所以，本案的任何犯罪事實都需要公訴機關提供證據證明。

綜上，本案李某某的行為不構成盜伐林木罪。

第二，公訴機關指控的李某某的砍伐數量情節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由上所述可知，楊某雇人砍伐的柴禾數量不是李某某指示的，不能認定為共同行為。那么，李某某等二人后來雇人砍伐的上半山柴禾為多少，公訴機關指控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該舉證責任在于公訴機關，而非李某某等二人。

公訴機關當庭提交的補充證據不合法。因為，在庭審過程中，公訴機關沒有建議延期審理，法庭又沒有同意延期審理的決定，公訴機關無權作出補充偵查的決定。據此，公訴機關提交的10月19日由公安機關的偵查的證人證言和鑒定結論程序上不合法。辯護人對內容及證明力有權不質證。

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提供的由安吉縣林業局科學鑒定委員會出具的鑒定結論鑒定主體不具有司法鑒定資格，鑒定方法不具有科學性，不能作為認定本案李某某犯罪結果的證據(注：具體理由見審理過程中提交的重新鑒定申請書)。

第三，李某某的行為涉嫌構成濫伐林木罪。

濫伐林木罪是刑法第345條第2款規定的罪名。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保護林業資源的管理制度。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保護森林法規，未經林業行政主管部門及法律規定的其他主管部門批準并核發采伐許可證，或者雖持有采伐許可證，但違背采伐證所規定的地點、數量、樹種、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單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為。本罪在法定罪狀上與盜伐林木罪的不同點是有違反《森林法的》規定。不違反森林法的規定，可能不構成濫伐林木罪。我國〈森林法〉和《森林法實施細則》等法規，對森林經營管理、森林保護、森林采伐以及法律責任等作了明確規定。采伐林木必須申請采伐許可證，按許可證的規定進行采伐。國家根據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長量的原則，嚴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林木的所有權、使用權和采伐權相分離。不能因對林木擁有所有權、使用權而不經有關部門批準并不領取采伐許可證進行采伐，或者雖領取采伐許可證，但違背采伐證所規定的地點、數量、樹種、方式而任意采伐，否則，可能構成濫伐林木罪。據此，本案李某某等二人為了發展經濟，在馬家村郎家塢村民小組所屬的山林進行開墾種植白茶，動機目的是良好的。但沒有依法辦理采伐許可證就雇人砍伐。違反了森林法的規定，如果公訴機關的證據達到浙江省濫伐林木罪的數量較大20立方米，那么，李某某的行為就涉嫌構成濫伐林木罪。

第四，李某某具有法定自首情節。

根據《刑法》第67條的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或者立功表現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自動投案，是指在犯罪事實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向司法機關、所在單位、城鄉基層組織或者有關負責人說明自己實施了犯罪?或某種犯罪　的行為。犯罪嫌疑人因司法機關捎帶口信或接到電話通知后，自動到司法機關接受詢問或調查，并能如實供述罪行的，應當認定為自首。因司法機關的口頭通知或電話通知等不屬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故上述行為符合自動投案、如實供述罪行的要求。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到司法機關后矢口否認與司法機關所查詢的犯罪存在任何關系的，不能認為是投案。而本案李某某的行為符合上述自首條件。因為，李某某于3月1日在親友陪同下，到安吉縣森林警察大隊說明自己的犯罪行為。公安機關是于2007年3月12日立案偵查的，是在公安機關訊問、采取強制措施前。李某某是主動到公安機關接受詢問的，應當認定為自動投案。從詢問李某某筆錄的內容來看符合如實供述的基本特征：因為，李某某直接承認有承包山林事項，沒有否認砍樹事實，還交待了砍樹及柴禾是自己叫人或楊某叫人砍的。時間、地點、面積，三個同案犯全部講清楚，主要事實已講清楚。況且，公安機關在以后的偵查過程中，基本是以李某某的筆錄線索進行的。而且，在公安機關立案前，李某某已將自己的犯罪行為向基層領導如實反映，并向法庭提交了有關證據。據此，辯護人認為李某某的行為符合《刑法》第67條的規定，是自首，請合議庭予以認定。

《刑法》第68條規定，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本案李某某在羈押過程中,檢舉他人犯罪行為,被安吉縣公安局查證屬實,并有安吉縣看守所建議從輕處罰材料證實,據此,辯護人認為,法庭應予認定李某某具有立功情節.

第五，李某某還具有以下酌定情節。

李某某當庭自愿認罪，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犯罪分子具有認愿認罪的情節，應予以酌定從輕處罰。

李某某是初犯，案發前一貫表現良好，沒有任何違法行為。案發后，具有悔罪表現，改造態度明顯，并積極配合公安機關查清事實。

第六，量刑建議：

綜上所述，李某某等人的行為破壞了環境資源，如果公訴機關提供證據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的，本案應區別對待。辯護人認為：森林資源不同于一般財產，具有雙重效用：作為生產、生活資料，它具有經濟價值;作為生態資源，它具有生態價值。本案幾名被告人已給本縣的局部森林資源造成了一定的破壞，這已是不可更改的的事實，他們應當受到〈刑法〉的懲罰。但是，森林作為一種自然資源，與其他資源相比最大區別，就是它最容易在人為的和自然的條件下遭到破壞，同時又在人為的條件下得以恢復，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森林資源是可以再生的。人工植樹造林是恢復森林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判令毀林犯罪分子植樹造林，能讓自然資源在遭受破壞以后在短期內最大限度地得以恢復，從而是犯罪損害的，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得到及時修復。判令犯罪分子以植樹抵罰金做法，已在全國各地法院進行了大膽嘗試，比如黑龍江省的林區法院，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等等。這樣的判決，既可以使被毀的森林得到恢復，有助于生態效益的補償;又可以使毀林者體驗到造林的艱辛，有利于預防犯罪，增強辦案效果。所以，辯護人建議，合議庭在合議時充分考慮對幾名被告人判處緩刑，并根據〈森林法〉的規定，判令他們繳納一定的賠償金，在一定期限內補種樹木或者在林業部門的指導下補種其他植物。

綜上所述,本案李某某既有自首情節,又有立功情節,辯護人建議合庭議充分考慮在法定刑以下減輕量刑.

第七，辯護人收集以下書證提交法庭：

1 申請書： 證明承包人楊某一楊某申請種植白茶及村民小組、村民委員會同意的事實。

2 華光村委證明：證明案發前表現良好及是初犯的事實

3 梅溪鎮人民政府證明：證明案發前，自動到基層組織負責人交待的事實

4 詢問筆錄二份：證明采取強制措施前，主動到司法機關投案的事實。

5 立功證明，證明李某某檢舉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他人犯罪事實，并經查證屬實。

盜伐、濫伐雖然都嚴重的危害了林木的安全，并且也都違反了刑事法律的規定，但是此兩種行為帶來的刑事法律后果是不同的，若是被他人起訴盜伐、濫伐林木之后，是可以從盜伐、濫伐的區別入手，書寫辯護詞，爭取減輕自己會受到的處罰。

盜伐林木罪的司法解釋是什么？

盜伐林木罪的認定標準是怎樣的

盜伐林木負什么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