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審終審原則的含義、內容是什么？

兩審終審原則的含義、內容和要求是：除最高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各級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審程序對案件審理后所作出的判決、裁定，尚不能發生法律效力;只有在法定期限內，有上訴權的人沒有提出上訴，同級人民檢察院也沒有提出抗訴，一審的判決、裁定才發生效力;如果在法定期限內，有上訴權的人提出上訴，或者同級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案件就應當由上一級的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審程序進行審理，二審審理后所作出的判決、裁定就是終審的判決、裁定，除依法還必須經過核準程序的案件外，二審判決、裁定宣告后立即發生法律效力。

準確理解我國的兩審終審制需要明確以下幾個問題：

1.兩審終審只適用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法院審判的第一審案件，不適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案件。

2.合法的上訴或抗訴是開始第二審程序必須具備的前提。

3.判處死刑的案件，凡應依法核準的，必須依法經過死刑復核程序核準后，判處死刑的裁判，才能發生法律效力、交付執行。

實行兩審終審原則的意義：符合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既可以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案件質量，又可以方便群眾，節省人力和物力。

我國兩審終審制的現狀是：

第一，基層法院本身的法官素質結構的組成不合理，還要承擔大部分的案件審判，難以符合現代審判的精神。例如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民事案件：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高級人民法院管轄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第一審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轄下列案件：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認為由本院審理的案件。也就是說，我國四級法院均有權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但是通常由基層法院來審理第一審民事案件。大部分上訴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使到當事人的正義需求的具有程序局限性。

為什么實行兩審終審制度呢?當初設計制度和立法的初衷可能是：

第一，適應我國的經濟、文化、政治現狀。特別是減少當事人的訴訟成本，達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認為我國的審判監督程序能彌補審級少的不足。

第三，兩審終審制度可以使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擺脫審理上訴案件工作的負擔，從而集中搞好審判業務的指導、監督工作。[③]如果當事人通過兩審終審的結果還是不滿，這樣會導致當事人之間的矛盾激增。兩審終審限制當事人的上訴權，于是再審程序就不斷地上升了。但實際操作表現正是如此，例如2000年的全國再審收案的民事案件是83201件，2001年全國再審收案的民事案件是82654件。[④]還有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顯示，2006年，各級人民法院受理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案件為227002件，決定再審的為48214件，改判的為15568件，民事再審案件占再審案件的90%以上。[⑤]從圖表的分析可知，從表面上，再審案件數量逐年上升，司法審判任務十分艱巨。但是從圖標分析可以看到正反兩方面的問題。從積極的一面是：

(一)表明公民的權利意識不斷強化，法治觀念不斷增強。

(二)表明公民法律意識的增強和法律市場的擴大，可能導致法律職業市場向著專業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

但從消極方面來看：

(一)公民對正義程序和對維護實體權利的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從程序設計上，國家的兩審終審限制著公民上訴的權利。

(二)再審的上升，表明一審、二審法院裁判的不公正或者基層法院法官人才結構組成有待改善，少數法官存在審判中的徇私枉法、貪污受賄現象。或者案件的審判受到社會強大的資本控制，導致審判不公正，這種資本包括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這些資本與權力的尋租存在密切關系。這很懷疑的是，公民對法院裁判的不信任或對法律信仰的無奈。實際上是“兩審終審制度”名存實亡，實質上再審是不成熟的審判，特別是摻入行政性的色彩嚴重。本來國家的公權力已經很強大，使公民的私權利正義的表達和需求壓迫到最低。實際上，再審程序暴露的問題也很多，總體上表現有三方面：

第一，實際上再審程序的啟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國家審判權威和司法公正和正義性的侵蝕。

第二，再審程序導致浪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

第三，再審程序實質上是“形式上的三審”，不利于立法和司法的統一。由于兩審終審制度的運行存在這些與法律的正義和公平相違背，與我國現行的經濟、文化、政治不適應，但是這不是簡單的一個法律修改所能解決的，我們只能從法律的程序上逐步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那么《民事訴訟法》的修正案應該對兩審終審制度進行修改和完善。

綜合上面所說的，我國對于兩審終審是有規定有要求的，一般是針對于一個案件需要經過兩個法院才能作出最后定奪的案件，因此，對于兩審終審更能體現了我國的公正性和公平性，要求把一個案件一定要做到水落石出，從面還給受害者一個公平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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