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行刑事訴訟的過程中，為了保證訴訟過程規(guī)范，訴訟結果公平，就需要一部程序法了，那就是刑事訴訟法。同時為了與時俱進，逐步適應中國社會上經(jīng)濟和文化的發(fā)展，刑事訴訟法也要進行調整和更新，更新的每一條都有一定的內涵。那么，新刑訴法156條和157條的內容又是什么？

盡管《刑訴法》修改后，收容審查制度已被取消，并對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提前介入做出了相關規(guī)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審判前的錯捕濫押、超期羈押等違法現(xiàn)象仍然普遍存在，逮捕制度仍缺乏行之有效的合理監(jiān)督機制，其過程也欠缺應有的、必要的公開性與透明度。在此，筆者基于新刑訴法中第156條和157條的規(guī)定，結合自身的司法實務發(fā)表如下看法：

羈押，一般指“刑事訴訟程序中為了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及刑之執(zhí)行而對被告所施行之自由之剝奪”。[1] 由于羈押具有的在有罪判決確定前就先行拘禁犯罪嫌疑人的特性，因此羈押與無罪推定原則間，具有高度的緊張關系，立法層次或司法實務中濫用羈押手段，等于是顛覆無罪推定原則。[2]

針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期限，在2013年01月01日生效實施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篇第二章第十節(jié)“偵查終結”中，第156條規(guī)定：“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guī)定的期限屆滿不能偵查終結的，經(jīng)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可以延長二個月：

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qū)的重大復雜案件;

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

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

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

以及第157條規(guī)定：“對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guī)定延長期限屆滿，仍不能偵查終結的，經(jīng)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可以延長二個月。”

從該第十節(jié)的整體內容看，第156條和157條的規(guī)定實質上給予了偵查機關在現(xiàn)行法律框架下，以正當理由任意伸縮羈押期限的裁量權，且這種裁量權的幅度之大，令人驚訝(單個案件由通常的2 1個月最長可延至7個月)。

司法人員在偵查期間判斷是否延長、變更辦案期限時，通常都將自身辦案需要放在首位，優(yōu)先考慮控制犯罪嫌疑人、保障訴訟程序，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往往較少考慮。為了不超過辦案期限，用盡156條及157條的“自由裁量權”已成為偵查機關辦理重大案件的常態(tài)，甚至還同時存在以發(fā)現(xiàn)“漏罪”或“新罪”等名義進一步延長或重新計算羈押期限的現(xiàn)象。但對于這些決定，依然采用的是封閉化的行政審批模式，當事人和律師均無權知道具體審核過程，更無法參與審查決定，這也是目前普遍存在的超長期羈押的主要原因。

最高人民檢察院自2013年起，根據(jù)《刑訴法》第93條的規(guī)定，建立了對羈押的必要性審查制度，雖有規(guī)定，但并未有實質性改變。因為，檢察院對當事人或律師提出的羈押必要性審查，《刑訴法》并沒有規(guī)定必須予以回復的程序，實際上往往就是不予回復。而此時，該規(guī)定就形同虛設。特別是156條和157條的設置，更是羈押期限裁量權缺乏約束的典型表現(xiàn)，原因如下：

一、批準機關的重復設置

第156條、和157條的批準機關都是省一級檢察院，這屬于審查權的重復設置，并未起到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筆者認為，157條的批準機關應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如此才能按照羈押期限的長短形成階梯性審查權限配置，同時這也兼顧與155條(較長時間內不宜交付審判的案件、由最高檢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相銜接的需要。

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檢查機關行使著逮捕提請的批準、決定權，但同時也在刑事訴訟中承擔控訴職能，肩負著對被告人所指控犯罪的舉證責任。所以實踐中，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間更強調刑訴法第7條的“相互配合”，卻較少提及“相互制約”，檢方為了照顧到公安的偵查需要，往往將“例外”情形作為常態(tài)化處理，任意延長羈押期限乃至超期羈押，以便進一步收集證據(jù)，爭取更多的辦案時間，這種偵破案件的所謂“便捷手段”，實質卻是“以捕代偵”現(xiàn)象的逐步惡化。作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應認真考慮如何將羈押必要性審查制度落到實處，不能只強調“配合”卻忽略了“制約”。

二、審查內容，人為變換，延長羈押羈押必要性的判斷因素

第156條，是對四類重大復雜案件(交通不便、犯罪集團、流竄作案、取證困難)的延長偵查;而157條則是在156條四類案件的基礎上，加了一個“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作為延長羈押的條件。

涉嫌的犯罪是否嚴重，要綜合審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質、程度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于沒有明確證據(jù)證明犯罪情節(jié)可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就不能將其歸結為“重大”案件;若嫌疑人可能判處的刑期少于十年的，其偵查羈押時間就不易過長，否則就有損害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可能，而且實質上造成了偵查機關在羈押較長期限后才偵查終結，變相的迫使檢方在量刑建議時、法院在判決時考慮到實際羈押時間，為避免出現(xiàn)國家賠償而不得不重判所造成的量刑不公的可能，這對于當下強調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的大環(huán)境而言，無疑是背道而馳的。

此外，在現(xiàn)有證據(jù)、事實材料已發(fā)生明顯變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程度大大降低的情形下，應考慮變羈押為監(jiān)視居住或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不應再采用延長羈押的方式。

其三，若出現(xiàn)修改后的刑訴法第72條所規(guī)定的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或系生活不能自理人的唯一撫養(yǎng)人等情形的，偵監(jiān)部門可區(qū)分案件情況，對無繼續(xù)羈押必要性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變更強制措施的建議，也不必繼續(xù)適用第156條或157條的規(guī)定。

三、羈押審查程序有必要讓律師參與

就司法實務現(xiàn)狀看，偵查機關任何一個羈押延長的決定只需在形式上獲得檢察院的批準即可，容易給偵查機關非必要的啟動裁量權，使執(zhí)法過程存在更多的隨意性與選擇性。當獲得批準后，對于當事人和律師僅有告知其決定結果的義務，理由和依據(jù)均不在告知范圍內。若當事人和律師提出異議，偵查機關也沒有必須回復的程序規(guī)定，故對結果也難以施加影響。因而該程序目前更類似“辦手續(xù)”性質的行政審批，缺乏必要的訴訟色彩，被羈押人的救濟權多被虛化。

而從保障當事人權利、監(jiān)督偵查機關辦案合法性的角度來看，羈押期限的每一次延長都應有相應的理由，并將該理由告知當事人和律師;當事人和律師提出異議的，偵查機關應當及時作出說明，必要時應當由律師辯護或采取聽證程序，以確認是否存在繼續(xù)關押的充分理由，否則應釋放犯罪嫌疑人或變更強制措施。

如果我們參考其他國家的羈押審查體制,我們可以看出其他國家的審慎性。在美國,簽發(fā)羈押令的權力掌握在治安法官手中，偵查機關及檢方并無權決定嫌疑人是否收押，而當被告人不服羈押決定時,還可向有初審權的法院申請撤銷或變更羈押令,初審法院應當立即作出裁定;對羈押令不服的,或對初審法院駁回申請不服的,還可以依法提出上訴,由上訴法院對羈押再次進行審查。另外,對被控犯有重罪的被告人還可要求預審,在預審時,也可申請釋放。美國的刑事訴訟程序同時規(guī)定,在審前和審理期間,檢察官應當定期(一般為每兩周)向法院作出報告,列明被羈押超過10天的被告,對于每一個認為仍應被羈押的被告,應說明理由。[3]此外在法國、德國、日本等國的《刑事訴訟法》中有關于被羈押者可以提出上訴和申請羈押復查等權利。由此可見,多數(shù)法治完善的國家其刑事訴訟程序均對審前羈押作出了動態(tài)性審查的規(guī)定,而且其審查權多數(shù)由法院掌握，被羈押者的權利救濟相對較完善。

而在我國，這一程序上的盲點，“當必要性不存在時，則必須撤銷”，[4]仍有待進一步的法律規(guī)定予以補充。

綜上所述，羈押期限的規(guī)定應當成為我國法治建設完善過程中被高度重視的問題，作為一種最嚴厲的強制措施，這一程序直接關涉剝奪當事人的人身自由及創(chuàng)造生活財富的權利，無疑會使其受到“最嚴重、最深遠的侵害”。[5] 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偵查機關找到一個不足以定罪的理由便可予以羈押，然后通過偵查機關與檢察院形式上的報批程序(排除其他存在超長羈押的幾種特殊情形)，經(jīng)過三次延長即可達到七個月，而且還不包括批準逮捕、進入偵查階段前的刑事拘留期間(最長37天)。不管被羈押人從事的是什么工作，七個月不能工作，缺乏生活來源，將造成極大的生活影響及財產損失，而從社會財富及所消耗的司法成本來看，也是一種極大的損耗。

所以，偵查機關的這種可以先抓人、后查證的做法，非必要的擴張了其羈押權，在實務中往往導致權力的濫用、權利的被侵害，這與刑事處罰的審慎原則是相悖的，也違背我國所強調的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

這就是對新刑訴法156條和157條的內容的一些見解和提出的一些建議了。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了公民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方方面面，公民在進行訴訟的過程中也要對該法律有一定的了解，避免訴訟過程中出現(xiàn)什么差錯，沒有達到自己理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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